罗文华丨他依然被阅读着——读格鲁兹杰夫《高尔基传》

新疆作家李显坤先生是我的同龄人，近读他的散文《难忘小人儿书》，回忆童年时期心爱的几本连环画，包括根据高尔基原著改编的《童年》，我颇有同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那文化匮乏的岁月里，董洪元先生绘画的高尔基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陪伴了我的童年，也见证了我的成长。《童年》的每幅画页，每个细节，至今历历在目。恰巧前不久在天津古文化街文化小城吉祥书屋门前的旧书摊买到一本《高尔基传》，便饶有兴趣地翻阅起来。

这本《高尔基传》，封面中间印有一幅正在沉思的高尔基的木刻像，书中盖有天津女三中图书馆和天津第九中学图书馆的印章。此书系苏联伊·格鲁兹杰夫著，朱笄译，1949年9月时代出版社初版，发行6000册。时代出版社坐落在上海的南京东路，由姜椿芳主持，该社还出版过其他研究高尔基的著作，以及高尔基的作品集。译者朱笄，令人感到十分陌生，看了作家毛本栋先生的一篇文章，得知这位朱笄并非寻常之辈，乃是翻译家和出版家孙绳武先生的笔名。孙绳武（1917—2014），笔名孙玮，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是《外国文学季刊》的创办者，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了“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等重要书籍的翻译出版。作为翻译家，孙绳武自1931年开始便发表译作，包括白俄罗斯诗人库巴拉的诗集《芦笛集》、俄罗斯诗人伊萨科夫斯基的《谈诗的技巧》等，还与翻译家蒋路合作翻译了三卷本《俄国文学史》。格鲁兹杰夫所著《高尔基传》，除了1949年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朱笄译本外，我还见过1980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力冈、济凯译本，以及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辛守魁译本。此外，195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还出版过一种《高尔基的青年时代》，格鲁兹涅夫著，江帆译。

如今读格鲁兹杰夫这本《高尔基传》，其中的历史局限性一目了然。毋庸讳言，格鲁兹杰夫撰写这本《高尔基传》，；时代出版社出版《高尔基传》的中译本，。倒是书中的一些照片，有着无可争议的历史价值。尤其是那幅高尔基逝世后，1936年6月20日，，与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等苏联及共产国际抬着高尔基的骨灰盒到红场去的照片，更为引人注目。看到这幅照片，令人想起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在红场追悼高尔基大会上的讲演辞，他指出，高尔基“挨过那些商人、小市民和警察的坚硬的拳头，他不止一次像发疯似地独自和许多人进行搏斗，以此来保护那些被损害的和被侮辱的人”，让我们认识到高尔基身上那种源于底层和弱者的伟大，这是一种不同于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出生贵族家庭的俄罗斯作家的伟大。

我读格鲁兹杰夫这本《高尔基传》期间，看到北京作家安武林先生发表的一篇关于《童年》的文章。该文写道：“尽管高尔基在扉页上题记‘献给我的儿子’，但我还是觉得这是一本不适合童年阅读的书。在阅读的时候，我惊讶、愤怒、同情、仇恨，情绪一直犹如在惊涛骇浪中航行的船只一样，始终无法保持平静。合上书本，心头也落下了一片阴影。”的确，《童年》这部自传体小说，写的是高尔基本人童年的苦难经历，真实而极富感染力。高尔基的童年，基本上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的外公脾气暴躁、极端专制，两个舅舅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他的母亲也无暇照顾他，幸好他有一个慈祥、善良的外婆，总是呵护着她。这也是安武林先生认为“高尔基的童年是不幸的、黑暗的、屈辱的、饱受欺凌的，但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原因。但既然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认为《童年》就有其文学意义和阅读价值。我们这一代人在自己的童年读《童年》，也曾有过种种的不解与遗憾，如李显坤先生在《难忘小人儿书》中所说，“看过高尔基的《童年》之后，好多年都耿耿于怀，肚子都吃不饱了，脚上竟然还穿着双皮鞋”；然而，我们又觉得，了解一种别样的童年，对于自身也是一种充实和满足。何况高尔基自己在书中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促使我描写这些丑事的，还有一个更积极的原因。虽然这些丑事令人作呕，虽然它们窒息我们，把无数美好的灵魂压扁……而俄罗斯人的灵魂仍然是那样健康、年轻，足以克服而且一定能克服它们。”我想，如果让现在的孩子读读《童年》这样的名著，有不懂之处问一问大人，其效果不会差于当下流行的那些甜滋滋的“童书”和忽悠人的“励志书”。

因为最近对高尔基感兴趣，又读了南京评论家雷雨（王振羽）先生新写的一篇关于高尔基的文章。我和雷雨先生恰好都注意到高尔基生平的一些作为，如他曾经以自己在苏联文坛的地位与影响，力挺肖洛霍夫这样一位时年三十岁左右的文坛新秀，肯定在当时颇有争议的《静静的顿河》，足见高尔基的慧眼识珠。我们也共同注意到英国人以赛亚·伯林在《苏联的心灵》一书中对高尔基的评价：“只要他还健在，，他自觉地扮演着‘俄国人民的良心’的角色，延续了卢那察尔斯基的传统，保护着有前途的艺术家免遭官僚统治机构的毒手。、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这样评价高尔基在苏联的作为，也算公允持平。雷雨先生写高尔基的这篇文章，题目就叫《俄国人民的良心》。雷雨先生是我的同辈人，我们理解和欣赏高尔基作为“俄国人民的良心”的角色。一位伟大的作家，应该也必定是“人民的良心”。

高尔基本来就是俄罗斯一位杰出的作家，后来历史将他的命运与苏维埃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帝俄时代，我们知道，高尔基曾于1902年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名誉院士，但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写信给教育部长，宣布选举高尔基为院士的结果无效，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高尔基目前正在受到审查，因此在这样的“混乱时期”选这样的人进科学院很不合适；苏维埃革命时期，我们在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看到，革命领袖和导师列宁在不断地挥动着手势对高尔基进行着十分严厉却又是同志式的批评，而软弱、糊涂、犹豫、痛苦的高尔基在列宁面前表现的是一副洗耳恭听、接受教诲的谦恭神情；苏联解体后，我们读到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和汪介之著《伏尔加河上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二十年》，包括陆续解密的苏联档案，得知围绕着高尔基的最终回国、儿子猝死、，以及最终不治身亡等，还有着那么多的谜团。可见，高尔基从来就是复杂的高尔基。历史的复杂性，决定和造成高尔基的复杂性。任何想把高尔基简单地打成什么“派”、推向什么“派”、扣上什么“派”的帽子，进而彻底抹杀或否定的做法，都是缺乏可靠的历史依据的，最终也都会是徒劳无功的。

对于业已完结的苏联历史，可以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评价；然而，完结的历史并不等于历史的真空，因为历史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正如高尔基所说：“回忆起野蛮的俄罗斯生活中这些铅样沉重的丑事，我时时问自己：值得讲这些吗？每一次我都重新怀着信心回答自己：值得。因为富有生命力的丑恶的真实，它直到今天还没有消灭。这是一种要想从人的记忆、从灵魂、从我们一切沉重的可耻的生活中连根儿拔掉，就必须从根儿了解的真实。”我们每个人所经历过的阅读史也是一样，它依存于社会历史，必然受到历史的限制，但也同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我们能将我们这代人曾经读过并且喜欢的高尔基及其《童年》从我们的记忆中连根儿拔掉吗？我想这恐怕很难做到。如果记忆中的东西拔不掉，那么它们就必然会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我们读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欣赏作者对海燕在暴风雨来临之际勇敢欢乐的形象的描写，朗诵“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预言沙皇的黑暗统治必将崩溃，，就没有一些对自己勇敢地迎接人生挑战、自信地把握创造机遇的鼓励、鼓舞和鼓劲吗？如果我们确认《海燕》有这样的作用，那么它也就没有过时。

“在许多构成伟大俄罗斯民族的骄傲和尊严的作家当中，在普希金、莱蒙诺（托）夫、果戈里、托尔斯泰、契诃夫的行列之间，也矗立着高尔基的荣耀的名字。”这是格鲁兹杰夫在《高尔基传》开篇写下的第一段话。高尔基在其作品中，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苦难，体现了俄罗斯民族忧郁而坚韧的性格，也表达了苏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我们认为他是一位值得骄傲和有尊严的作家。“远在高尔基的初期工作时期，契诃夫曾经带着非常敏锐的眼光写过：高尔基的作品将千秋万世地被记忆着和阅读着。”这是格鲁兹杰夫在《高尔基传》开篇写下的第二段话。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代人中间，无论是出于感性还是理性，高尔基的一部分作品依然被记忆着和阅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