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乐都农民奶奶写自传丨第二章《我的爷爷》(三)

但是，大锅饭始终再也没有吃起来。从自留地打的粮食可以偷偷的磨成面，做糊糊了。我记得我和妈妈把10斤粮食带到“泉儿头顶”（地名）一家老爷爷家里，他家有个小磨。晚上，偷偷的磨好面，老爷爷就叫他的儿子送我和妈妈回家。老爷爷说：“你们尽管来磨面啊，我们不会给别人说的。你们孤儿寡母的，事情我们多少也知道点。”漆黑的夜里，老爷爷的儿子张廷元把我们送到家门后，就一个人摸黑回家了。其实他也大不了我几岁，这是我们在那个时代遇到的为数不多的好人。

一年后，自留地又分回来了。这下粮食多了起来，生产队按照工分，给每家分一些粮食。到了1963年吧，因为学校从芦花乡镇搬迁到老牙村，又从老牙村搬到了乐都县，所以我哥哥就辍学了。家里多了一个劳动力，日子稍微好转一些。

但是伤心的事情又来了，，紧接着我老太太又因为伤心过度也去世了。老太太是个个子不高、皮肤很白、裹着小脚的老人。她是甘肃人，言语很少，心情好的时候就给我们念一段经，“三公主坐云头……”声音温柔。有一次我出了麻疹发高烧，老太太就在箱子里找啊找，最后她找出一块红糖给我吃。还有一次，她从娘家回来，给我买了一个绿色的手镯。虽然是玻璃做的，可是别的人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我鼓掌太厉害，玻璃手镯碎了。我哭了一整天，老太太说，别哭了，我再给你买一个。可是后来老太太再也没有机会给我买个手镯了，因为生活紧张的连肚子都吃不饱了。

老太太的去世给我苦命的爷爷一个沉重的打击。那时候人死了连个馒头都蒸不动（馒头是用来给死者做祭品的）。我妈妈从生产队要了三斤面，蒸了几个小馒头，就这样把我太太给埋葬了。这次爷爷不像往常，他常常睡在炕上不起来，不吃不喝的睡了十天。在邻居和朋友的劝说下，后来也就慢慢起来了。但是到了1964年10月份吧，。那时候政策变得更紧了，我们村里来了二三十名工作人员。我的爷爷是地主分子，每天要向治安员汇报。有什么汇报的呢？年过七旬的老人能干什么坏事呢？可是本村的积极分子却乱扣帽子，因为妈妈也是四类分子，那时候他们说啥就是啥。他们把我爸爸读的很多书都糟蹋了。烧的烧了，真可惜啊。那里面还有好多好书，有《马经》《金匮要略》等，一箱子好书都没收了，毁了。如果放到现在，那是多么珍贵啊。运动一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再度恶化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好像不认识我们家的人似的，不讲任何情面也不念我们过去对他们的帮助。

生产队还整他和我妈妈给生产队烧灰。灰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用七八头牲口在地里转圈，把土踩瓷实了，再用铁锹挖出土块，把土块翻几遍晒干。然后垒成长五六米的土块台，留好三个灶火门，垒好了要用柴禾烧。烧一整天后，把灶火门用土给封起来。土块烧红了才叫成功。成功之后用榔头敲碎，用做地里的肥料。一个灰，就是这五六米长、宽三米左右的土块，大概有10多立方，完成一个需要十五天左右的时间。我妈妈和爷爷在1964年的整个冬天，没休息一天，天天工作。给队里烧了５个灰。就是这样，在劳动间隙，他们还要接受干部训话和贫下中农批斗。积极分子们跑去叫之前给我家放过羊的尕老汉批斗我爷爷和妈妈。尕老汉说：“这个天良我坏不下，我给他家放羊的时候他们和我在一个锅里吃饭，穿的是人家的，还给我娶了媳妇。我媳妇的针线茶饭都是他儿媳妇教会的，我没有斗他的理由。”

尕老汉没来，但是村子里以前接受过我爷爷帮助的人们纷纷起来批斗我爷爷和妈妈。他们只是曾在我家做过短工。实在找不到罪状，就说：“恶霸地主，你们家狗吃的馍馍都放在蒸笼里；我们受苦人吃的馍馍，放在花园里。”这话有的人听不懂，他们把地主称作狗。他们批斗我爷爷的时候，我害怕极了，我的脸和头都好像麻木了。我想不通，为什么？和善的爷爷是有房产和家畜，但这是他一趟趟从兰州冒着被抢的风险辛苦赚来的啊。

1965年5月份，工作组终于撤走了。我们一家都很害怕这样的工作组还会再来。工作组虽然没有再来，可是更大的浩劫很快就来了。

，肚子可以说是能吃饱了。这样生产队又给爷爷分了一头母驴，让爷爷给操心生小骡子。第二年，母驴真的生了一头小骡子。生产队还给爷爷奖励了10升麦子呢。这个四类分子的爷爷终于有点抬起了头，可以在人前说几句话了。哎，可是好景不长。

。哎哟，这次就更加残酷了，积极分子们又重新煽动了起来，。：“打倒！打倒四类分子。”他们把爷爷从炕上拉下来批斗。那时候我在想，我爷爷到底犯了什么滔天罪行？有时候还被惩罚到公社打扫卫生，抹墙、挖厕所。就在这样的排斥下，我的爷爷还是顽强的活着。有的老人就不像爷爷，受不了这样的屈辱，有的悬梁自尽，有的跳下山坡……

，我的爷爷日复一日的受尽了磨难。他为了谁活着呢？为了我哥哥更为了哥哥的两个孩子——他的重孙活着。白天挨批斗，晚上还逗他那可爱的重孙笑。十年如一日，熬过来了。嗨，现在想想，死了有啥用？还不是落了个畏罪自杀的罪名？这个我爷爷早就想到了。

1978年12月8日，十一届在北京举行。这个时候土地的政策变了，土地又被分到了一家一户。四类分子也分到了地，牲口，连农具都分到了。不久，四类分子帽子也摘掉了。我们地主娃也和贫下中农一样了，改名为公社社员，大家都平等了。

这个英明的政策是带头搞的。这下可好了！爷爷可以大胆的给别人看病了。他每天都乐呵呵的，戴着老花镜还看医书呢。到那一年庄稼就收获的时候，打了很多粮食。爷爷和哥哥商量着把口粮留足，把多余的粮食给卖了。然后买回了一头大骡子，用来种庄稼、干农活。这下爷爷高兴起来了：他看着哥哥的两个孩子也上学了，钱也有了、粮也有了！从这年以后，我家每年过年都要杀一头三百斤的猪，还买了好多菜，还杀鸡、买新衣服。衣食无忧的日子又过了七八年，我亲爱的爷爷因病与世长辞。我的爷爷临终的时候说，这辈子我也就满足了……他又说，虽然我的儿子去世早，但我也就后继有人了，望你们好好学习，长大成个有用的人。

我的爷爷在民国时期为了比别人强，左折腾、右折腾也没闲着。拼死拼活的往人前头活。挣钱供我爸爸上学、盖好房子、买田地，到头来得了个这样的下场。早知如此，何必这样折腾，吃饱肚子就可以了啊。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还加上生活紧张吃大锅饭，搬家为了搜粮食、我们搬了三次家。后人们看看，一个家搬来搬去是多么麻烦啊。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的这七八年里，我的爷爷又风光了几年。他给我哥哥操了几年心，也活了几年畅快人，也就知足了。

我时常会想起我的爷爷，他像爸爸一样拉扯大了我们兄妹两人。我时常会想起他摸摸胡子，扎着裤脚、快步从门口走出去，留给我一个高大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