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子风采 我的社会学自传

清华社会学系社科31班的许弘智，于近日获得2016年清华本科生特等奖学金，让我们在这里来看看他写的一篇社会学自传，回顾他的社会学求学之路。

我的社会学自传

许弘智

       我是“典型的”清华本科生——父亲是公务员（人民警察），母亲是在地方教科所教师。但是现在反观我的成长历程，和许多同学们不同的是，由于父母的工作调动和家庭的搬迁，我身上有比较明显的“流动人口”子女的影子和一定的“传统士人”情怀，具体来说就是眷恋桑梓、热爱社会、渴望经世致用但又稍稍不够自信。

 

       在我逐步实现社会化的过程中，我的家庭的结构与文化、我所经历的学校的教育和现行的相关教育制度起到了不可泯灭的作用。广义来说，我的家乡在南方某省，至少我来北京时候我这么说。但是当我回到南方某省的时候，我便不知说具体家乡是在省北还是省南。按理我是出生在省北的一间小医院里，是省北人，但我对省北记忆几稀，零星记得母亲单位分配的十平米教师宿舍——彼时我母亲在省北市里师范学校作地理教师——年幼的时光就是在学校宿舍里那张大大的弹簧床铺上蹦蹦跳跳过去的，至于父母所说的我在和邻居孩子争抢玩具时候抡起小板凳砸了他脑袋肿了个大包、我吃遍省北大大小小餐馆还每次都直呼餐馆服务员为“小姐”之类的事情，我是全然不记得了，现在听来只觉得天方夜谭，但也可见我小时候显然是一个“淘气包”。

 

       在我上中学以前，家庭是我首要的实现社会化的中介，但大概是父母工作繁忙，也治不住我这“淘气包”，他们把我送回了他们的老家——S县——我爷爷奶奶、大伯伯母还有他们的一群孩子（我的堂哥们）生活的地方。大家都知道S县小吃，我就是吃着S县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结晶——S县小吃，长大的。S县位于闽中丘陵，十几年前的县城不大，三面环山，一面是S溪河，人口不多，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所介绍的“差序格局”一样，社会也相对封闭，县城的分区比较显著，并且街坊邻里“公私”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

 

       我们许家原是住在县城“东门底”，是“老S县虾”（“老S县人”的方言），我爷爷祖上又是大户，爷爷这辈人虽然经历人民公社、，但毕竟是老实勤劳的农民，口碑都不错。听奶奶说，爷爷是强劳力，擅长种冬瓜，一个瓜能有近二十斤重。每每收成的季节，每天凌晨三四点爷爷和我伯父、父亲一行人就拉着一车的冬瓜到三明市区去卖，一斤才几分钱，有时候卖了剩了就分给穷要饭的，哪怕是三年自然灾害最艰苦的时候，有“游街老”（“乞丐”的方言）上门来讨吃的，爷爷都多少分一点。至于后来改革开放，我们家男丁又多（我父亲四兄弟），于是迅速“恢复了元气”，还在县城 “金三角”片区建了两栋房，我父亲和姑姑（父亲的亲姐姐）更是找到了公务员这样的铁饭碗，实现代际之间的“阶层向上流动”，许家人在街坊里算是小有名气了。

 

       借着家族的荣光，我作为许家“新一代”接班人，高调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又从市区“调动”回来，自然有一种潜在的优越感。我也很享受这种受瞩目的感觉，似乎就把整个县城当自己的游乐场，街坊邻居都知道我这个淘气鬼。有一次我不知哪里找来的磁带，把磁带的带子抠出来拖着满街跑，任凭奶奶在后边喊着追着；还有一次和家人躲迷藏，在城隍庙后边的柱子里藏了一整天，家人发动了村口一条街的街坊才抓住我；后来还有一次我把家里三伯刚做好的木工给泡水里弄烂了，他气得用皮带把我绑在楼梯的扶手柱子上，我愣是喊了一整天“救命”都没人搭理……无论怎样，迁回到S县县城亲戚邻居身边，我得到了更广阔的成长空间，任我的调皮捣蛋肆意增长，代价就是偶尔被家长（尤其是父亲）揍一顿罢了。这样同时也潜移默化了我童年的印象，对家庭和故乡的认识，这对我今后的成长影响是深远持久的。

 

       然而，人总是要长大，等我到了要上幼儿园的年龄时，我的好日子便就此结束了。先是姑姑姑丈一家人工作调动到省南，随后我的母亲调来省南市教育局教科所，父亲调动来省南市某县作民警，奶奶为了照顾我也来到省南，爷爷身体不好，在S县养病，后来不幸过世了。我们一家在省南新城区贷款买了一套商品房，小区里有幼儿园和小学，距离中学也近，各种服务设施都很齐全。我来到省南确实有些陌生，“淘气”稍稍有所收敛，不会顽劣到去打群架，但是偶尔会干一些类似偷走居委会公示栏上的磁铁或者偷拿家里的零钱买零食的事情。

 

       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逐渐取代街坊和亲戚的角色，直接来“干涉”我的学习生活。母亲更多是辅导我具体的学习进度，教我上英语班、学书法、学画画等等，父亲由于不在市区工作，一周回家一次，每次都爱找我做“思想工作”，他总是打比方说引导孩子的成长就像开火车，家长不光是铺路人，也是司机，或者一旦偏离正常轨道了，我们就要做思想工作，把孩子引上正规。这些话是他在我面前对母亲说的，但由于次数太过频繁，早已在我年幼的心理产生极强的印象。当然，当我行为过分顽皮时，父亲会毫不犹疑地对我实施“家庭暴力”，也就是吉登斯在《社会学》中所定义的“由一个家庭成员对另一个或另一些成员所进行的身体虐待”（吉登斯，2009，P181）。拖鞋、筷子，巴掌他都用过，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他对付贼娃子的手段几乎也都用来对付他家的这个皮公子。我挨打后常常找母亲诉苦，后来我长大以后才发现母亲又转而向父亲汇报，父亲过几日气消了再来找我做工作……在父亲“暴力”的权威下，我对他又敬又恨，但也因此他那些正统的“尊老爱幼”、“不忘故乡”、“吃苦耐劳”、“遵纪守法”等等大道理对我强制地产生了很大影响，冥冥之中对我产生了很大的规训作用。

 

       当然，每次挨打后只有奶奶会来给我抹泪，所以我其实还是和奶奶关系最亲，奶奶平时给家里做饭搞卫生，但奶奶也是做农民苦过来人，对我调皮捣蛋、浪费粮食、不爱卫生等等行为絮絮叨叨，偶尔被父亲听到了还又会引发“”，所以我也不能把奶奶的话当耳旁风，另外，奶奶还有让我佩服的地方就是她总是能清楚地记住那些菩萨佛祖土地公神仙们的生日，适时买来猪头在阳台点燃香火，口中振振有词，甚至偶尔借着菩萨的名义或者爷爷在天之灵的名义对我进行教育，以致我至今还觉得她是家族里唯一能沟通已逝的爷爷和天上神灵的人。当然，父母和奶奶也免不了在家里发一些牢骚，这些牢骚多半是出于省南地区和省北地区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比如他们认为省南佬方言如何难听、与人交往如何排外、做菜风格如何与省北S县不同等等，接着常常追忆在S县的生活，街坊亲戚的境况，甚至开始忆苦思甜，追念逝去的爷爷，感慨人生艰难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这些或多或少我都感同身受。

 

       久而久之，我在省南的新家庭就建构起了这么一个“三位一体”的社会化模式，生活日常有祖母操心，学习进度有母亲跟进，“三观”塑造有父亲把握。这三位一体的家庭教育模式很好地使我，出于主动或者被动，收敛了许多淘气的性格，培养了我对“S县”这个地方的故乡情结，甚至形成了类似“慎终追远”的家庭伦理观念，不过这样的家庭文化在省南则算是一种“亚文化”，它相应地也使我在融入省南新社会的过程不那么顺利，不仅不太愿意学习省南方言，还时刻想着回S县“吃香的喝辣的”，找兄弟姐妹玩耍，以至于今天的我哪怕是在省南生活了十多年，仍然觉得省北S县是自己的第一故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姑姑一家也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小区，她每周末都会和她的儿子（我的表哥）来我家里吃饭，表哥比我大九岁，在全市最好的高中——省南X中，念文科，后来考到某大学法学院。他能说会道，一表人才，家人都让我以他为榜样，这对我今后选择文科也有相当的影响。

 

       不过，要是说我淘气性格的彻底转变和“三观”正式形成的阶段，则要属我在省南Y中初中部所接受的学校教育。我是2007年“小升初”，正好碰上地方教育局试点改革实行电脑排位划片升学，我“不幸”没有摇上市区两所“好的”私立初中，虽然我后来并不认为这是“不幸”，但家长当时万般无奈地把我送去了市区公立的初中校“省南Y中”。在当地人眼中，省南Y中是当地出了名的“烂仔中学”，学生最擅长打架和闹事（后来事实证明只是部分学生），哪怕当时借着教育改革的劲头新上任的校长表示将会很重视第一批电脑排位入学的孩子，也少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来Y中。即使没有“合法学籍”，也愿意多花钱送孩子去市区较好的私利初中或者省会城市和大城市去念书。

 

       我父母考虑再三，决定相信新校长和教育局一回，让我念Y中的初中部。也许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逐渐开始感觉到来自同伴差异带来的压抑，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说，就是来自经济资本雄厚的家庭的孩子大都去大城市就读初中，有雄厚社会资本的本地人家庭的孩子则大都托关系或者花点钱进了相对好的私立初中，小学时候几个要好的玩伴很少和我一样来到Y中念书。于是六年级的暑假，我竟然开始感到不安，开始主动担心三年以后的中考，开始向父母询问如何“比得过”那些去私立初中念书的小伙伴。这才开始有了一颗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心。

 

       正式进入Y中以后，我通过一次入学考试阴差阳错地被分到仅有的两个实验班之一，这使得我很好地避开了与那些热衷于打架闹事的“子弟”们为伍。并且，当我得知我的入学考试语文成绩是年级第一后，更是对我产生了莫大的鼓舞。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语文单元考试时候语文邱老师对我殷切地说：“好好考啊，第一名！”可惜我果然考砸了。同学们普遍考砸了，好多人没有及格。

 

       正当我心灰意冷的时候，语文邱老师不但不像小学老师那样找我家长，更没有像我父亲那样狠狠揍我，而是课后留我和几个同学下来做“培优扶差”工作——评讲试卷。语文邱老师五十好几的人，仍然很有激情地奋斗在教学一线。那个深秋的晚上我至今难忘，她把我们几个留下，不厌其烦地讲卷子，直道没人提问为止。彼时正值省南的深秋，从教室出来七点多钟，我看见蓝黑色的天空中月亮缓缓升起，一阵凉飕飕的秋风吹过，学校里的松柏莎莎作响，我当时想，这大抵就是邱老师常常讲的诗意的境界吧。

 

       从那以后，我开始喜欢上邱老师的上课风格，喜欢上语文这个学科。我佩服她能随时吟诗作赋，羡慕她能随地谈侃人生，甚至模仿她写板书的字体和样子，我也因此在她的言传身教之下接触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或多或少培养了一些“达则兼济天下”的士人情怀，甚至也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做一个像邱老师一样的为奉献社会的人民教师。再后来，我担任语文课代表，语文成绩也稳步提升，而其他同学仍然是徘徊在及格线边缘，我就更加没有后悔我的选择。并且当我发现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以后，我不仅能体会各个学科本身一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快乐，还可以在获得好成绩后得到老师的关注、家长的赞许和部分同学的认同，也就是所谓好学生的“面子”。由是，我才主动地实现我人生中一大转变，从顽劣的小男孩逐渐成长为懂事的好学生，这给我的家庭也减少了不少负担。后来的中考我也平稳地考入了市区最好的高中——省南X中。

 

       当然，我人生第二次重大的人生转型是在高二的时候。由于高一的我各科成绩都比较均衡，所以在文理分科上我很难进行抉择。选择文科是兴趣所在，但是需要被编入其他班级，而且根据家长的意见将来的就业发展空间等等相对较小，只有名列前茅才有出路；选择理科也可以，但是我个人确实更感兴趣文科，并且X中是一所文科氛围好于理科的高中。权衡再三，我最终还是放不下心中的执念，选择了文科。结果也许因为班级的调整和不自信的心态，加之来自母亲的质疑和年级老师的压力，我几度想转回理科班，甚至休学一年……母亲和我找到校长求情未果后，我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直到我第一次期中考拿了文科班年级第二以后，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才逐渐地找回自信，踏踏实实地继续读书学习。

 

       平静的学习生活一直到我高二的暑假，我参加了清华大学组织的“暑期夏令营”活动，那个时候才真正近距离地体会到传说中的伟大学府之风范。在综合体育场的开营仪式和在大礼堂的讲座使我深深感受到了清华的伟岸和我个人的渺小，我不应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小地方的“优等生”、一个父母眼中的“好孩子”，更多的是要去发现这世界上那些我未曾了解过的事情和地方。某种意义上说，我在这里实现了“再社会化”。最终，我的暑期夏令营活动获得了优秀，并且获得了参加清华自主招生的名额。同时，我在暑期夏令营期间了解了清华的院系信息，发现清华的社会科学学院最对自己的“胃口”，于是就把社科学院招生简章那一页彩印下来帖在家里的书桌前，这对我高三一年冲刺阶段的学习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至于我人生的第三次重大转折，则是高考那一阵。可以说，我是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得利者，我在高考前参加了清华的自主招生，并且得到了40分的降分录取。后来尽管我在高考时候发挥略有不如意，我还是成功叩响了清华的大门。美中不足的是大一的我被清华的外文系而非感兴趣的社科学院录取，但是万幸的是经过一年的学习，清华给每个本科生有转系的机会。通过大一下学期的转系考核，我成功地来到了当年梦想的清华社会科学学院，成为了现在的我。当然，在校期间，每每和家人亲朋通电话，除了有一种自豪感之外，无形之中也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感，我深知自己能走到今天是我的亲人、恩师和故乡对我的培养带来的果实，我认为自己时刻都不能忘记他们。

 

       于是大一暑假，我回省北S县老家做社会调研，希望回家看看，更好地了解家乡的变化，也希望能做点贡献。我忽然发现，曾经那些老巷子还在，几家S县小吃老店面还在，县城新开了电影院和西餐厅；我的几个兄弟也都有了胡子，有的已成家立业，伯父伯母们都成为了爷爷奶奶；而村子里更年长的老人有些都已老去，几个邻居同我聊天，才隐约认出我是当年那个调皮的许家公子。当他们认出我时又不禁感慨一番，想不到我的变化如此之大。但是我总觉得这么多年以来，在不断地融入新社会圈子的过程中，我领悟到了庄子所谓“外化而内不化”的道理，站在今天的节点回望我过去的人生经历，几次流动，几次“惊险的跳跃”，一些关键的选择或者重要的制度如果改变，也许我今天就是另一幅模样。

 

       因此，我也确实更进一步地感受到了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言的：“个人只有通过置身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所以如果让我选择，我还是会选择学习文科，到故乡做社会调研，希望回归故乡报桑梓，以后也还是会继续关注基层，关注社会不平等，关注千千万万像曾经的我一样的孩子们，我也因此选择了社会学，因为我发现社会学赋予了我对事件和现象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特的视角，在我目前既定的价值观下是一门“无用方为大用”的学科。它让我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社会，更好地保持了一种积极入世，热爱生活的心，正如晋老师在第一堂社会学概论课上引用米尔斯的结束语：

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