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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湖南出版界是以“敢为人先”而著称的。而在改革开放之初，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就策划了“第一推动丛书”，把国外先进的科学理念、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带到国内，我觉得这在我国的出版界和思想界都应该是开了先河的。
我是1984年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刚进来的时候，先在出版科干了两年，接着又在校对科干了四年，然后才正式做编辑。出版科主要就是跟印刷厂打交道，跟纸张公司打交道，那时候我到工厂一呆就呆半年，这些经历对我来说都是财富，因为一个编辑光会编书是不行的，整个流程的把控，图书成本的核算，这些你都得会。所以，在出版科的经历对我的编辑加工能力，以及在校对科的经历对我的看稿能力，都是很好的锻炼。
做了编辑之后，我又在很多编辑室干过。一开始我是在医药卫生编辑室，后来得感谢社长对我的信任，让我负责对外合作编辑室，我才得以大量接触外版书，开阔了我的眼界和思维。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做霍金的书，做《世界是平的》，才有机会接触更多有意思的人和领域。
所以，我觉得我比一般的编辑幸运。在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如果说我和我的团队做出了一点成绩的话，那也得益于前辈们做了很多很好的铺垫。可以这么说，一二代的老编辑们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丰富的矿产，等着我们去挖掘、去继承，所以我觉得我主要是一个幸运的传承者的角色。
“第一推动丛书”刚出来的时候，我刚到社里不久，我并没有参与，但我也知道一些情况。当时，全国的图书都要经过新华书店来购销，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渠道。“第一推动丛书”立项之后，第一本书也就是霍金的《时间简史》（文字本），新华书店给回来的征订数字是很不理想的——3000册，全国。你想想，在上世纪80年代那样一个“书荒”的年代，那样一个只要是书都能赚钱的年代，我们社里的人面对这样一个不理想的征订情况——因为3000册意味着肯定会亏本嘛——并没有说放弃，大家还是在讨论，这个书是出还是不出。而且最后，社里还是决定把这套书做下来了，这是多么的不容易。特别是这套书的责任编辑李永平老师，顶着压力，付出了很多。
一直到现在，“第一推动丛书”我们还在出，40多本了。实际上，到现在，在图书界也好，知识界也好，大家一提到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首先想到的就是“第一推动丛书”。因为它确实是开了先河——当时虽然说是“读书热”，但大家还是喜欢读实用性强的、基础层面的书，比如当时你想买一本数学题目辅导书，那是要走后门的；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却可以把这样一套传播科学思想、启迪国人科学精神的书引进来，它的站位是很高的。
除此之外，我觉得把霍金介绍到中国来，也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最大的贡献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在全国出版界还能有一席之地，真的是仰仗前辈们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孙桂均与霍金。
不过奠定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当时在全国的影响力的，还不是“第一推动丛书”，而是在它之前的一本书——《迎接新技术革命》。我来社里的时候，这本书刚刚出版，所以我也只是听说了这本书的诞生过程。好像是社里的编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报道，介绍了80年代很有名的一本书，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里面就提出一个预测：新的科技将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
可能是这篇报道引起了我们编辑的注意，、组织部等国家六部委组稿，叫他们来编写一套书，巧的是六部委也正好在做这样一个策划，于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就把这套书给拿下来了。这套书最震撼的就是带给人一种新的观念，你想想看，八几年，我们的国家刚刚开放，国际社会也在急剧变化，新的技术不断地更新，到90年代就有互相网了——而实际上所谓迎接新的技术革命，首先就是迎接计算机所带来的技术革命嘛，所以当时这套书所带来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它让大家一下子就记住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这些辉煌战绩我都没有参与，我真正接手是在1999年被调去负责新成立的对外合作编辑室，它主要是做引进版权的书。我接手后，就做了很多霍金后续的作品，包括他的《时间简史》插图版、《时间简史》普及版、《果壳中的宇宙》、《大设计》、《我的简史》以及他和他女儿的《乔治的宇宙》五部曲，这一系列都是在我手上拿下来的。当然，还有很多编辑，也都一块参与，做了很多的工作。
霍金的很多后续作品的版权，我们经历了不少波折。我记得霍金有一年来杭州期间宣布要出一本《时间简史》普及版，当时有家少儿出版社是我们非常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个出版社本身实力就很强大，它的发行做得非常好，而且他们还通过和霍金共同的熟人给霍金写了封信，获得了霍金的信任和好感。我当时觉得压力非常大，怎么办呢？我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包括找版权代理公司去帮我们讲好话，也写了很多文件，表明我们虽然在发行渠道上没有这家少儿出版社的优势，但是我们觉得中国读者认识霍金就是通过我们……总之做了大量工作，差不多搞了大半年，这个版权才给了我们。当然，作为霍金的学生，我们的译者吴忠超先生也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种波折一直都在经历，霍金每出一本新书，我们就感到压力山大，就紧张，因为又面临着一番竞争。这种情况直到2006年才改观，那年4月，在集团张总的带领下我们去参加了伦敦的英国书展，借那个书展并通过吴忠超先生，我们去拜见了霍金。霍金很高兴，当时就表态了：那以后我的作品都交给你们出。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们心里才踏实了一些。
但是后来霍金又和他女儿一块写了童书《乔治开启宇宙的秘密钥匙》，这个作品的版权又放开了，因为霍金讲了：这个书不是我的，主要是我女儿的。那这个书我们也不能丢啊，那个时候又开始感觉到压力了，因为好多少儿出版社都在抢。我们又加班加点地写方案，告诉他我们有什么优势，我们将怎么样做好这本书。最后我记得是我主动跟霍金的经纪人提出的条件，因为他和他女儿准备写五本，但这五本哪一年写出来还不知道，我就说我一次性把五本书的预付版税全部付完，什么时候写完，我什么时候出——这是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没跟他提的，因为这相当于一笔不小的钱，你要压在里面。就这样才把版权拿到手。实际上，到目前已经是第五年了，他的第四本书才来，他还欠我们一本。
2004年下半年，我社的李媛编辑跟我说，最近《世界是平的》这本书蛮火的。我就去看了，首先它的名字就非常超前，它的观念也非常新颖——因为互联网的开启，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为平坦，信息更加流畅快捷，在当年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新的观念。当时有很多出版社在报价，包括出社科类书出得非常多的民营出版社，但偏偏最后是我们社果断地拿下了这本书。主要原因是我们干了一件很漂亮的事情，当时这也是我们第一次遇见这种事情——以前拿版权，不会说你把这个策划报告写一下，你为什么要出这本书，你这个书出来以后怎么发行，怎么推广。但那一次，我们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是连夜写出来的，当晚十点半就发过去了。书出来后，我们也问过他们，怎么这么爽快地把版权给了我们。他们说，就因为你们的策划报告是第一时间交过来的。
多年前，科学松鼠会突然火起来的时候，吴炜编辑和我就联系了他们，还把姬十三和小庄两人邀请到了湖南来。我告诉他们我们出过什么书，他们说，啊，我们也是读你们的书成长的。这也是后来“第六日译丛”系列的发端。但是我们当时请他们来，最主要的倒不是想去做书，我们是多么想跟这些年轻人合作啊！我们真正想的是加入他们的团队，遗憾的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谈成。没办法，就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起合作做了个“第六日译丛”，由他们来选书，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固化的东西，让新的年轻人参与进来，就可能更独到，他们也更了解当下的年轻人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科普。跟“第一推动丛书”比起来，它没有那么地象牙塔，而是将科普娱乐化、通俗化，兼顾到了更多的读者群。我觉得这也很好，因为科学本来就应该是一步步地启蒙的，你只能先走这一步才能到更远的那一步。“第六日译丛”销量还可以，我们和果壳的合作也仍在继续。
（整理|彭剑斌）
孙桂均，1984年毕业于湖南医学院（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曾任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医药卫生编辑室编辑；对外合作编辑室副主任；科普生活图书事业部主任；现任湖南科学技术出版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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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飞向群星的史蒂芬·霍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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