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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晚清民初的成都，李劼人是最好的作家。这没有疑问。然而，也不很准确。他所写的，主要是城镇。要论写成都平原的乡村，另有人写得比他更出色，这就是艾芜。
艾芜的成名作、代表作，是《南行记》。这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我以为，时间会逐渐显示，他更能传之久远的，则是他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幼年时代》《童年的故事》。
从文献学、民俗学的价值看，如果说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大波》描述了成都城、镇的世相百态，艾芜的那两部小说，就是画出了平原乡村的风土民情，都可谓百科全书似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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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青时即读过《南行记》，且不止一两遍。这也是艾芜在年青时写下的，书中有种强烈的力，驱动着主人公背井离乡，万里而去。它让我联想到古代文人的壮游，但更孤独、有风险，因而也更刺激。随着主人公徒步南行而展开的云南，古时候所称的“秘境”，也一层层打开了，。我曾对一个同学说，哪天我们也沿着这条线走一回。同学慨然点头道：要得！然而，只是说说，终于没有走。
1984年6月28日，星期四，是个阴天的下午，我步行到报馆附近的新巷子19号去拜访一个人。那时候，我快满22岁，做编辑也快一年了，除了伏案处理稿件，也到处转转，向名人、专家约稿。
新巷子虽名为新，却也有百来年岁数了，老旧，细长而僻静，有着典型的成都灰。19号门面不很大，却很深，像座有身份的公馆，不张扬，却很殷实，藏着许多东西。靠外的几进，是《四川文学》的编辑部，看见几个编辑走动，都是蓝色中山装的中年男，跟这份杂志的风格很吻合：稳。
我继续往里走，走到尽头，是又一个院落，比较小，也可以看做是较大的天井。宽广的屋檐下，是高街沿，街沿上放着桌椅，还有一只大盆，泡着待洗的衣服。椅子上坐着一位老者，正是我要拜访的人，即艾芜。
他的相貌，跟书上印的差不多，却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他身上激励过我的热烈、勇气、倔强，似乎都看不见了。我面对的，是他的瘦弱、白皙、温和。非常平静和温和。我说明来意，他客气地点点头，说时间、精力合适，就写一点，现在在忙别的事。
后来，他并没有稿子交给我。想想，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一年，他已经80周岁了。
而那一天的日期，之所以这么确切，是艾老自己写进了日记。去世后，日记出版，我一位朋友读到，拍了照发给我，是这么写的：
修改《故乡》。天晴。
到新华书店买《迟来的春天》和《一声不吭》各一册。
《成都晚报》来约稿，是一个叫何平的年轻编辑。
这儿，出现了一个差异：我拜访艾老那天，80岁老人自己记录的是“天晴”，22岁的我记得的却是“天阴”。这其中的意味，要阐释起来，想必话就多了，且不说。
另外，同一页上共印了四天的日记，“修改《故乡》”四个字，反复出现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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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芜的《故乡》，我至今没有读到过。但一个以写异乡闻名的作家，晚年花这么多精力写故乡，这是颇有意味的。作家的一生，也许正该像一条洄游的鲑鱼。
我写这篇文章时，桌上正放着《艾芜文集》第二卷，书中收入了《我的幼年时代》和《童年的故事》等，出版日期，也正好是1984年6月，30万字，450多页，定价是2元钱。当年买到后，我草草一览，就插进了书架中。
再读这部书，我已经是中年了。
此前，我已经几次去过了云南，还搭乘过法国人修筑的小火车穿过云南的腹地，在打仗的边境采访过多日……《南行记》中的神秘色彩，逐渐淡去，这就像青春，再留恋也留不住的。能留住的，是记忆，而记忆中最垫底的，是故乡和童年。艾芜写《我的幼年时代》时，已经离家20年了，时间把一个游子，变成了一个深怀乡思的中年人，但文字里，却没有今天人人顺口就说的“淡淡的哀愁”，那太廉价了。艾芜笔下的幼年，虽说是小说，却更接近散文，语调是质朴的，也平静，舒缓，一开始，就追叙每年冬至节远远地去祭扫入川祖先的坟墓。家族的有些人家，甚至要走上一两天的路程。那坟墓也格外高大，是历代的子孙年年用泥土累积加高的，在平原乡村生长的小娃娃眼里，简直就像是山了。
这个祖先，艾芜写到，他原是湖北麻城孝感乡的人，因为失掉了土地，便带着妻儿走过襄汉流域，沿着长江，穿过三峡，来到成都平原。路上缺盐，一块泡得已黄白不分的盐蛋，每顿饭取出来，拿筷子尖尖沾点咸味尝尝，就这么挺了一个多月……终于在川西慢慢立住了脚。
这个故事，我琢磨了很久，好像在反复寻味那个咸鸭蛋。
而艾芜写到的大坟墓，也和我的记忆重叠了。童年时，我曾在大邑县乡下的外婆家住过，还在屋后竹林盘外一里外的乡村小学念过半年书。那也是成都平原的一部分，平斩斩的田野上，也有青郁郁的坟头突兀隆起，寂静中风吹过，坟草起伏、摇曳，很有荒山苍凉的味道，让我想入非非。
我问过村里的放牛娃：“坟里是谁？”那娃抠着头皮说：“晓不得……祖先嘛。”
多么模糊、而又不容置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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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幼年时代》的《校后记》中，艾芜细致写到了他的家庭的衰败过程：高祖父汤德润有三百亩田。给两个儿子各一份，各人只有一百五十亩。曾祖父汤正朝再把一百五十亩田，分给五个儿子。就是到了我的祖父手上，只有三十亩田了。我的祖父汤乾围，种田又教书，尽量节俭，借贷一笔钱，才又买了三十亩田。分给三个儿子，即是分给我的父亲、叔父们。我父亲汤坤庸，早就欠一笔账，一分到手就全卖了。到了我们这一辈人，我们这个靠土地为生的家族，已经没有依靠了。
这个境况，正与当年靠着一块盐蛋入川的祖先相一致。
这段话，也概况了上千年的乡土中国中，地主向贫农过度的方式。这不包括战乱、吏治腐败、恶霸巧取豪夺，就是一种看似自然的衰败过程，最后衰败到某种极限，就出现剧烈的动荡。农家再是辛苦种田，田里是生不出田的。除非，这户人家出了大官、经商致富，或者因军功受到赏赐，可以买到更多的田地。如若不然，田，都是以减法，逐渐地流失了。
艾芜在书中写到的祖父，晚上总是最后睡觉，要巡视各处的门关好没有。门上还要放上几根响刷子。这是把四五尺长的竹竿，用刀划破一半，且要划得碎碎的，将破的一端，向上竖起，门一掀动，竹竿倒在地上，即使不把人惊醒，也会叫狗咬了起来。这是防贼的。
这种竹竿我见过，外婆家的乡下，叫做响竿儿，既能吓贼，平日也用来轰赶麻雀、乱啄食的鸡鸭，还追着打不听话的娃娃。不过，没娃娃怕响竿儿，总是一边躲闪、一边妈呀、妈呀叫嚷着，嘻嘻哈哈的。响竿儿用力敲在地上，打出一片片破响，我至今还记得。
他的祖父每晚叫灯火拨小一点，两根灯草的拨成一根。看见儿子在灯下读线装书，就带着满意的声音，叹息说：“清油好贵呵！”
辛亥革命期间，祖父的大骡子被哥老会牵走了，说是去打清兵，一去不回。祖父爱惜他的骡子，于是对于革命，便发出一些不甚同意的言语，且把一根辫子留到最后，直到赶场拿给场上的人割去，这才算是跟清朝的关系，完全告了别——然而，也只是剪短，并不完全剃光。
很多作家回忆家族史，笔下总会出现一个祖父或外祖父，高尔基《童年》、萨特《词语》、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巴金《家》、萧红《呼兰河传》……莫不如此。寻根，祖父以上，都是文字和传说。唯祖父，才是活生生的根，记忆从他开始。艾芜的祖父，在“文学祖父”的群相中，是相当生动、深刻的一位，然而，并没有多少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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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我想办个文史民俗专栏，就叫《老成都》。是个热天的下午（但愿记忆无误），我骑车去探望艾老。那时候，他已长住在省医院的一个病房里，依然瘦弱，温和，但精神还不错。他听我讲了专栏的设想，点头称赞，并应我的请求，在病房里用我带去的宣纸、毛笔、墨汁，为《老成都》题写了刊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艾老。
随后我又拜访了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柯建中老师，请他写一篇谈湖广填四川的文章，并向他提到艾老写的那一块盐蛋。柯老师对此很感兴趣，问我能否把《艾芜文集》第二卷借给他看看？我说，当然可以。
柯老师后来就以这块盐蛋为由头，写了篇湖广填四川的长文，发在《老成都》第一期，一个整版。报纸用整版发表湖广填四川的文章，可能这还是头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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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春天，虽然时常雾霾，但晴朗的天气还是有的。我就在一个晴天，开老捷达去新繁，看了看艾老的故居。这是清流镇的翠云村，即他幼年、童年故事的发生地。说是故居，其实是新盖的一个院子，大致复原。但田野还是从前的田野，不像温江，全被楼盘覆盖了。故居的周围，油菜花、樱桃花盛开着，机耕道、田埂，都静静的。还有胡豆花也开得很好。几十只蜂箱放在田中，蜂鸣声让人觉得舒坦。田里还种了大片的蒜苗，释放出蒜的气味，比厨房里的蒜味，更为辽阔，仿佛在大气中奔走。
故居后边，有一座两层茶楼，坐了六七桌乡邻在搓麻将，喝茶。我点了杯花茶，才两元五毛钱，疑心是听错了。故居院子里，有三棵树，高高地伸出了屋顶，枝条不算粗，但姿态颇为遒劲。请教了喝茶的老乡，晓得两棵是水冬瓜，学名桤木。一棵叫葡儿树（谐音），即木槵子。
槵子树上，果实已没有了。我小时候是见过的，童年的家属大院里，有些女性用来洗头发。至少有一回，我见母亲也用槵子洗。先泡，泡出若干泡泡来，还泡出一种槵子的味道。这味道是很难描述的，但我记住了。一颗槵子即隐匿了若干的光阴，砸开一颗槵子，往事也就随之苏醒了。
2018. 3.13
—THE END—
文|何大草 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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