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如期而至。《三块广告牌》、《敦刻尔克》、《寻梦环游记》等大片展开激烈角逐。作为曾多次拿下奥斯卡小金人的意大利知名作家，费里尼曾在上个世纪为我们带来了如《小丑》，《大路》等经典作品。当他与电影相遇时，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改变。
想做小丑，在很多人看来是个笑话，但却是我深藏多年的伟大梦想。那一身鼻尖描红、嘴角上扬、八字眉、黑眼圈、长睫毛的小丑装束，曾经托付给意大利的费里尼一个自由造梦的童年，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我热爱马戏团的重要原因。小丑，就像马戏团的眼泪。
有人曾说，假如费里尼当年没有成为导演，他可能会成为意大利最伟大的小丑。费里尼7岁的时候，就曾数次偷溜出家门，跟着马戏团去流浪。
这段童年时期的梦幻经历，40年后被他拍进纪录片《小丑》中。那是1970年的意大利，马戏团文化并不景气，即便费里尼始终笃信“小丑艺术从来不死”，他也不得不面对马戏团渐趋没落的事实。原本以“带给世人欢乐”为使命的马戏团，因为费里尼的电影，让更多人看到了其孤独的一面。
费里尼经典名作《大路》中的流泪小丑马托，是影史上我个人最爱的小丑角色。很长一段时间，我常以流泪小丑自喻，甚至暗自觉得，这个世界就像一座巨大的马戏团，而每个人都是戴着面具的小丑。我常常想不通，以欢乐之名诞生的小丑，为何会流泪呢？尽管费里尼的电影多少告诉我一些答案，但我始终觉得好奇，在漫长的马戏团历史上，究竟是谁第一个尝试了在眼角画上眼泪的悲伤小丑角色呢？直到某一天，我在欧洲遇见了一座现实中的马戏团，才真正有了感同身受的领悟。
在欧洲旅行期间，我并没有去意大利，但是非常意外地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遇见了那座马戏团。夜游绝美的巴萨城，我就像一个异国小丑寻找着故乡的影子。在哥伦布大道靠海的一侧，我竟然见到了那座传说中的马戏团，它仿佛就在那里等我。遗憾的是，最后一场马戏表演早已落幕。于是，我便循着彩色霓虹激动地绕围栏转了好几圈，快乐地想象着流泪小丑、大力士、奇形异人和杂耍。如此巧遇，就像做梦一般。天亮梦醒，我知道，所有马戏团都指向费里尼。在我的电影记忆里，费里尼《大路》中的那辆大篷车，便是世间所有马戏团的微缩雏形。
从欧洲回来，我冲洗了一张马戏团的照片，夹在费里尼的《梦书》中。那一页，费里尼记录了他曾经做过的一个非常残酷的梦。那是刚刚拍完《朱丽叶与魔鬼》的1965年，费里尼梦见一头失明的大象要在马戏团帐篷里被当众宰杀。他梦见大象被死死捆住，一群人按住它的大耳朵，巨大的锤子击中大象的前额。这场不安的梦魇，笼罩了他很久很久。童年时，费里尼眼中的马戏团还是五彩斑斓的；但随着年岁渐长，马戏团就像不断褪色的老照片，越来越成为伤心之忆，让人无比留恋却又无比伤心。
常有人问我，你最爱的电影是什么？每次我脑海蹦出的第一个答案，都是费里尼拍于新现实主义时期的《大路》，这个答案十几年来都不曾变过。作为曾经三次捧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意大利电影大师，他当然有更伟大的杰作，比如《甜蜜的生活》，比如《八部半》。但在我心目中，拍于1954年的《大路》永远是最灵魂剔透的一部。夸张点说，恐怕再也没有哪部电影能比《大路》更加真挚动人。
偶然翻看费里尼的自传《我是个说谎者》，我才知道《大路》是费里尼献给他的妻子朱丽叶塔·玛西娜的礼物，这也是两人结婚十周年的最美见证。玛西娜在影片中扮演的女小丑杰索米娜，堪称影史上最惹人心疼的角色之一。据说，当年很多意大利观众看完《大路》后，都哭得泣不成声，为杰索米娜孤苦伶仃的命运而哀叹。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们也依然逃不过这场献给“小丑之死”的眼泪。
在影片《大路》中，空有一身肌肉的藏巴诺，又何尝不是行尸走肉般的可怜虫。闯荡江湖多年的他，自以为是江湖老手，却终究不过是铁石心肠的世俗莽夫。他的胸肌固然能挣脱粗硕的铁链，却永远感受不到杰索米娜善美的爱。
在小酒馆里，藏巴诺跟老板炫耀说，杰索米娜是他的妻子，那一刻，杰索米娜笑得多开心。然而，当丰乳肥臀的一出现，藏巴诺便丢下杰索米娜，带着去田野里鬼混。杰索米娜反反复复对自己说：“如果我离开了，你怎么办？”于是，她逃开了又回来，被丢弃了也不肯死心，始终义无反顾地守着大篷车，守着并不爱她的男人。但幸福不属于她，包括真心爱她的小丑马托，她也要眼睁睁地看着他被藏巴诺打死。
那个背着翅膀走钢丝的小丑马托，真的是上帝赐给她的天使吗？他告诉她，杰索米娜，你的脸很好笑。她自卑了一下，旋即又觉得幸福。他对她说，这世上的每一件东西都很有用，甚至小石头也很有用。她谨记于心，开始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或许每一个小丑都很孤独，但他们心灵相通，看似力量微弱，却有着强大的灵魂。然而，让人难过的是，小丑马托走完钢丝、初遇杰索米娜那一刻的悲伤回眸，就已然注定这是一场宿命的悲剧。而在我的妄想中，小丑马托眼角的那一滴眼泪，便是三年后出现在《卡比利亚之夜》结尾的那一滴。
几乎难以想象，假如不是由朱丽叶塔·玛西娜扮演杰索米娜，《大路》会是什么模样。伟大的费里尼从妻子玛西娜身上找到了小丑纤弱的灵魂，而玛西娜也无疑贡献了最打动人心的伟大表演。有人说，倘若不是因为费里尼，玛西娜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遇见杰索米娜这样动人的角色，她只有在费里尼的电影里才会如此闪闪发光。但我想说，倘若没有玛西娜的存在，或许费里尼永远也拍不出《大路》这样的电影。作为意大利影史上最相濡以沫的夫妻档，费里尼与玛西娜的合作关系，就像小津之于原节子、卡里娜之于戈达尔、罗西里尼之于英格丽·褒曼、伊丹十三之于宫本信子。
然而，诞生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盛行时期的《大路》，也曾遭遇过评论界的口诛笔伐，认为这是一部不符合新现实主义规则的反叛之作。相比《偷自行车的人》《大地在波动》等标志性的新现实主义力作，显然费里尼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更远的路径，或者说更指向于未来。所幸，安德烈·巴赞支援了他，甚至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他认为“把费里尼开除出新现实主义的企图是荒唐可笑的⋯⋯他的写实主义始终是个人化的，就像契诃夫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一样”。而费里尼自身也对新现实主义有着更深刻的理解，按他的话说，“新现实不光需要拥抱社会现实，还需要拥抱精神现实，形而上现实，所有发生在人内心的现实⋯⋯换言之，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是现实主义的，在想象和现实之间，我看不到明确的界限。”
继《大路》之后，费里尼又连续拍了《骗子》和《卡比利亚之夜》，被后世称为费里尼“孤独三部曲”。假如说《大路》的成功只是玛西娜的本色出演，那《卡比利亚之夜》中的表演则无疑真正奠定了朱丽叶塔·玛西娜作为伟大女演员的地位。费里尼用镜头书写了罗马城的日与夜，书写了卡比利亚的一生。
我们深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卡比利亚的命运同样如此。即便身为，玛西娜的身上依然戒不掉杰索米娜式的纯真与善良；她辗转于不同男人之间，为爱倾尽所有，却始终居无定所、无依无靠，逃不过寂寞的命运。有人说，她是“银幕上永远的浪荡儿”，正如生活中的她，也永远都不谙世故，像孩子一样天真无瑕。她是影史上鲜有的充满灵性的女演员，自从被《大路》打通表演脉门后，她的身体里不断迸发出更大的表演潜能。然而，在身为丈夫的费里尼导演面前，她始终甘愿做一个躲在保护伞下的小女人。殊不知，假如没有她这个灵感缪斯的加持，费里尼那些伟大的电影又将褪去多少神迹时刻。
那一年，玛西娜凭借《卡比利亚之夜》成为第10届戛纳电影节影后，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橄榄枝也同样抛给了这部不朽的杰作。当全世界的观众们看着悲伤的卡比利亚融入狂欢的队伍，仿佛所有人都共同经历了那个暗潮涌动的夜晚。那一刻，她眼角闪着泪花，却像小丑一样露出微笑。
我曾经常常诧异，生性热衷大胸脯女人的费里尼，当年为何会娶瘦弱矮小的玛西娜为妻。众所周知，费里尼的学生时代，正如他在《阿玛柯德》中所呈现的，他总是想象有一个丰乳肥臀的女人穿过空荡荡的广场，抑或在黑洞洞的电影院里与她幽会，海边滚烫的礁石更是他们发泄春梦的圣地。直到很多年以后，重看《大路》和《卡比利亚之夜》的时候，我才恍然明白，在费里尼大师心中，玛西娜是命运赐给他的如此珍贵的礼物。精灵一般美好的玛西娜，谁能赢得她的心，就像赢得了全世界。而我也始终相信，真正善美的灵魂确乎能改变许多原本“冥顽”的事物，包括一个导演对女人的品味，包括庸俗的世人对真正演技派演员的定位。
1993年10月31日，费里尼病逝于罗马城中，意大利为他举行了国葬。那一年，我年仅7岁，正是小费里尼梦想成为小丑、跟着马戏团去流浪的年纪。当年幼小的我，断然不会想到自己会在很多年以后迷上这位电影大师，并且视他为伟大的偶像。
费里尼导演去世4个多月后，伤心欲绝的玛西娜也因肺癌匆匆离世。她说，我要去天堂和费德里科一起过复活节。应玛西娜弥留之际的要求，小号手毛罗·莫尔（Mauro Maur）在玛西娜的葬礼上扮演《大路》中的小丑杰索米娜，为她奏响最后一曲挽歌。和费里尼一起拍电影的时光，是她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而人世间最难以忍受的煎熬，是相爱的人无法同生共死。最终，费里尼、玛西娜和他们半路夭折的孩子Pierfederico，被合葬于费里尼家乡里米尼的公墓中。在他们的墓碑旁，矗立着一座船头造型的雕塑，让人想起《船续前行》和《阿玛柯德》中的那艘大船。曾经辉煌的电影梦，终于入土为安。
回首费里尼创作巅峰时期最重要的三部电影，分别是拍于1960年的《甜蜜的生活》、1963年的《八部半》，以及1973年的《阿玛柯德》。时隔那么多年，这三部电影依然是各种权威榜单中的常客。而其中最伟大的一部，无疑是《八部半》，难以解读，却熠熠生辉。
这是费里尼与马斯楚安尼的第二次合作。继《甜蜜的生活》之后，马斯楚安尼再次成为费里尼镜头下的困惑者，经历创作危机和生活困境，徘徊于现实、回忆、幻觉、梦境和恐惧不安的想象之中。有人说，《八部半》是费里尼之前所有电影的终点，也是他之后所有电影的源头。它就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将费里尼电影中的所有人物浸泡其中，纠缠成一曲艰涩而伟大的意识流狂想。不同于《女人城》中的费里尼式春梦，《八部半》更指向精神内核。
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得片中那场旷世奇观般的大堵车，依然记得那幕如风筝般跌落的梦魇，也依然动容于影片最后所有人手拉手跳舞的狂欢时刻。这个世界上，纵然有再难跨越的沟壑，也不能忘记生而为人的欢愉。
而费里尼对于故乡“阿玛柯德”桥段式的遐想，则更多源自童年的回忆。于是“阿玛柯德”便成了“回忆”的代名词。《阿玛柯德》全片幽默诙谐逗人发笑，却依然无可回避地弥漫着浓郁的乡愁。
作为费里尼的又一部半自传式电影，《阿玛柯德》中始终透着一股彩色画卷般的喜感，这与其之前《八部半》中的深涩隐晦是迥然不同的。那是大师魂牵梦萦的故乡，里米尼，一个盛产大胸脯女人的意大利小镇。小镇中的广场、街道、电影院、乡村、海港，像一枚枚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物标签，再加以人物的演绎，便勾勒出一幅反映人生百态的“浮世绘”全景图。
影片中最具怀旧色彩的一幕可隐喻为“虚妄的梦想”，少年们挤在人群中，看一艘美国大船驶过海港。镜头一格格掠过欢呼的人群，恍如陷入到一个时代的迷狂中。唯有费里尼，兀自看到了那些藏匿于“美国梦”背后的黑压压的影子。于是，看完大船归去的少年走失在浓得化不开的大雾里；也终于得以道出那句影响我很多年的台词：雾这么大，你要去哪里？这一桥段，后来成为众导演诠释残酷梦想的最佳范本。
曾经看《八部半》看到抓狂，使我不敢再轻易触碰费里尼那方思维的圣土。许多年之后，我才逐渐明白，大师确是大师，但又何尝不是孩子？童年给予你我的“玩具”都是美好的，或喜悦，或悲伤，却都能在记忆长河中闪烁，就像冬日之光下漫天飞扬的马勃菌，就像祖母裙兜里甜甜的糖果。
2015年1月11日清晨，83岁的安妮塔·艾克伯格在罗马去世。这位曾经闪耀于费里尼电影中的性感女神，也终被安葬于罗马之城。仿佛一个故事终于讲完了，只剩下罗马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点瞬息的声响。有人说，那一刻，除了死亡，她身无分文。电影之外的安妮塔，似乎早已与电影无关。尤其是在费里尼去世那么多年以后，很多人恐怕早已想不起那场夜晚的舞会，想不起黑沉沉的罗马大教堂，更想不起安妮塔踏身而入的那一座许愿池。
回望1960年，费里尼40岁，拍出了《甜蜜的生活》。在当年被情色明星大肆占领的戛纳电影节上，他不无自豪地拿下了金棕榈大奖。如今想来，当年奢靡浪荡的戛纳海滩早已风流不再，唯独《甜蜜的生活》却愈发历久弥新。正如我个人对这部电影的品读，它看似甜蜜，却实在苦涩；看似狂欢，却处处孤独。就像一场世纪轮回的秉烛夜游，转完一圈，罗马老了，而你也随之白发苍苍。
我向来相信狂欢之后的孤独落幕，因为这是费里尼告诉我的。但我一如既往地不愿相信甜蜜背后唯有漫漫长夜。只是，长夜从不曾迁就任何人，就像时间，只有靠自己的心去丈量它的长度。
在费里尼的电影里，每一场狂欢过后都有人垂头丧气，就像马戏团告别小丑，就像罗马告别白天。但时过境迁之后，当我们都学会了承受，我才发现，悲剧更伟大，也更有力量。于是，在空空荡荡的马戏团里，我看见了巨大的鲸鱼游弋的影子；而在黑暗无光的罗马之夜，我则有幸看见了安妮塔·艾克伯格。往日里常有人跟我说，《八部半》里丰乳肥臀的海边，弥补了大海作为母体的象征意义。而在《甜蜜的生活》中，安妮塔·艾克伯格的存在，也早已成为我心目中的罗马古城的母体象征。
安妮塔去世这一天，离马斯楚安尼去世已经过去了19年，离费里尼去世也已有22个年头了。安妮塔，这个奇妙的瑞典女人，诞生在遥远的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甚至有幸当选过“瑞典小姐”。是啊，她或许理应以瑞典为故乡，就像伯格曼镜头下的那些女人们一样。
然而，自从跟随费里尼拍完《甜蜜的生活》后，安妮塔仿佛就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罗马人；而罗马，也似乎渐渐地成为了安妮塔的内心的故乡。这个性感的罗马女神，她从费里尼的一场喧哗的狂欢里走出，走进罗马黑漆漆的石板铺就的暗巷。她在冥冥的黑暗中摸索到那只流落街头的白猫，就像多年后，费里尼的电影摸索到我们的心底。
那一刻，安妮塔头顶着流浪猫走在罗马的黑暗里。她成为罗马灵魂里的一部分，或者说，那一刻的她，是唯一真正拥抱住罗马夜色的幸运的女人。而罗马的夜色，也如古老的馈赠一般，揉进她丰满的身体里，成为一种永恒的本质。
直到安妮塔·艾克伯格步入罗马许愿池，影史终于诞生了又一幕神迹时刻，它几乎影响了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意大利电影，甚至至今仍让影迷们顶礼膜拜。那也曾使我笃信，安妮塔就是为罗马而存在的一个化身，她注定将属于罗马，只且属于罗马。她似乎从来都不属于瑞典，也不属于罗马之外的意大利。在我眼中，她一辈子只活在一部电影里就足够了。正如我一直想说的：“罗马，我是你曾经抱过的那只猫。”
本文内容选编自陆支羽《小丑，马戏团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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