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工作室接受了采访，工作室就在他San Angel Inn房子的后面，一个陈旧却不失雅致的角落，周围有五彩缤纷的墨西哥城的花朵点缀着。工作室与大房仅有几步之隔。一个低矮细长的建筑，似乎这个建筑原先就是设计为招待所的。房子里的一端摆着一个沙发，两张安乐椅以及一个临时酒吧-吧台上面有一个小个白色冰箱，上面有矿泉水供应。
屋里最引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幅的人物照，照片挂在沙发上方，那是他的独照，披着一个时髦的披肩，站在风中，镜头取的是远景， 看起来神似安东尼·奎恩。
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坐在他的桌子前，桌子摆设在工作室的最里面。他进来跟我打招呼，脚步很轻快。他身材很壮，只有5尺八九高，看起来很像是中量级拳击选手，宽敞的肩膀，但腿部有点瘦。他穿着很休闲，一条灯绒芯裤子，上身一件高领毛衣，脚踩一双黑皮靴。他的头发是卷曲着的，乌黑带点棕色，留着满满的胡子。
采访花了三个下午完成，每次约两个钟头。虽然他的英语很好，加西亚·马尔克斯大部分时间讲的还是是西班牙语，他的两个孩子轮流翻译。每当加西亚·马尔克斯讲话时，他的身体习惯性地前后摇晃。他的手也经常小幅摆动，但他的动作意在加强他的语气，或是表明他思路方向的转换。他时而身体前倾，靠近听众，时而往后远远地坐着，交叉双腿，若有所思地讲着话。
*关于采访与非虚构
采访记者：你觉得采访时用录音机怎么样？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问题是，当你知道采访是在录音的情况下进行，你的态度就会改变。就拿我来说，我的防备心会加强。作为记者，我认为我们还未学会如何使用录音机来进行采访。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促膝长谈，不必像一般的记者一样做任何笔记。采访结束后，他会回忆我们的对话，以他对我的印象写下采访语录，不需要字字斟酌。
另一个有用的方法是记笔记，然后，以忠实于被访者进行解读。录音采访的缺点在于它记录了一切谈话，这使得无法忠实于被访者，因为这甚至记录了你出洋相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有录音机的时候，我会意识到我在受访；而相反，没有时，我会处于无意识状态，完全自然放松受访。
采访记者：你的话让我觉得我用这个东西很不应该，但是我想对于这种采访我们可能需要用到。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管怎么说，我刚才那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谨慎选择。
采访记者：所以你从未在采访中使用过录音机？
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为记者，我从未使用过。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录音机，但是我只是用来听音乐。而且作为记者，我从未接受过采访。我有接受过报导，但是没有接受过这样问答的采访。
采访记者：既然我们已经开始谈论到新闻工作了，那么你觉得，写了那么久的小说，再次作为新闻工作者，此时心情如何？你会不会在回到新闻业时换了一种角度或有了不同的感受？
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一直以来都坚信我真正的专业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我之前不喜欢这个工作是由于工作环境。此外，我还必须让我的思想想法迎合报刊的利益。现在，自从当了小说作家并且借由这个工作取得了经济独立，我能真正地选择我感兴趣的，符合我想法的主题。总而言之，我一直都非常开心能有机会写一篇新闻大作。
采访记者：你心目中的新闻大作是哪个？
加西亚·马尔克斯：约翰·赫塞笔下的《广岛》是一个特别的作品。
*关于故事与创作
采访记者：你现在有没有特别想写的故事/题材？
加西亚·马尔克斯：实际上我写过很多很多故事。我写过关于葡萄牙，古巴，安哥拉与越南的。我非常想在波兰写。我想如果我能准确描述现在那儿的状况，那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著作。但是现在波兰太冷了；我喜欢的是那儿舒适的时候。
采访记者：你认为小说作家是不是能做一些新闻工作无法做的事情？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我认为两者没有太大的区别。来源是相同的，材料是相同的，资源与语言是相同的。Daniel Defoe的瘟疫年纪事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广岛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新闻作品。
采访记者：记者与小说家在平衡真相与想象之间具有不同的职责？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新闻业里只有一个真理，那就是虚假会损害整个作品。相反地，小说里唯一的事实是真实赋予整个作品合理性。这是唯一的区别，而且这是基于作家的承诺。一个小说家能以他的方式努力让人信服。
采访记者：几年前在采访中，回想过去当记者的日子，你似乎很敬畏那时候的自己，那时候的你作品出产尤其快。
加西亚·马尔克斯：确实，我发现现在不管是写小说还是报章杂志，都远不及从前。那时候我在报社工作，对于每个字的运用都不是特别斟酌，但是现在就不同了。当我在波哥大的观察家报社工作时，我曾经一周撰写至少三篇文章，每天两三篇编辑按语，而且我还做影评。到了晚上，大家都下班回家后，我会呆在那里写小说。我喜欢排字机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很像下雨的声音。如果声音停止了，剩我一人静悄悄，我就会无法工作。现在，作品出产已经不如过去那么多了。有时候，顺利的情况下，一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两三点，最多能完成一个四五行的小段落，而且经常到第二天发现还是不行再重写。
采访记者：你是如何开启写作的道路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通过画画。画漫画。在识字前，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家里我都经常画漫画。有趣的是，我现在意识到，高中时的我从没写过任何东西，却不知为何曾一度沾了作家的名气，但事实上。如果有宣传册或请愿书需要写的话，一定是我来操刀，因为我被公认为作家。当我进入大学，碰巧由于我良好的文学背景，我的文学水平远在他们之上。在波哥大大学学习的时候，我开始结交新朋友，拓宽交际圈，也就是在那种场合下，我恰巧认识了当代作家。一晚，有一个朋友借给我一本卡夫卡的短篇小说。我回到廉租屋里，开始阅读变形记。
第一行字就打动我了。我非常惊讶。第一行是这样写的，“早上，当Gregor Samsa从不安的梦中醒来，他躺在床上，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壳虫。”
当我读到这一行字的时候，我自己思考了一番，我从未知道小说还可以这样写的。倘若我知道有这种方式，我可能很早就开始写了。所以我立刻开始写短篇故事。这些故事完全是理性的短篇故事，由于我是基于我的文学经验来写的，那时的我还未发现文学与生活的联系。作品被发表在波哥大《观察家报》的文学副刊上，这些故事的发表在当时确实算是一种创举吧。可能由于当时在哥伦比亚没有人写过理性短篇故事。之后我写的作品大部分是关于在乡村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当我写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时，他们告诉我这些作品是受到了乔伊斯的影响。
采访记者：你那时候有读过乔伊斯的作品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时我从未读过乔伊斯的作品，所以我开始拜读尤利西斯。那时候只有西语版的。
从那之后，我又读了英文版的以及翻译十分到位的法语版，我注意到原版的西语版翻译非常糟糕。但我确实学到了一些东西，那些对于我未来的写作受益匪浅——内心独白的表述技巧。后来我发现这也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里也出现过，相较于乔伊斯，我更喜欢她的表述技巧。尽管后来我知道了发明内心独白的人是匿名作家Lazarillo de Tormes。
*关于名气
采访记者：你认为拉丁美洲的作家在欧洲短住是否重要？
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能有助于对外界有更加真实的了解吧。我最近在构思的一本短篇故事集就是关于拉丁美洲人去欧洲的故事。我已经构思了20年了。如果你从这些短篇故事里得出一个结论，那会是，拉丁美洲人很少能到欧洲的，特别是墨西哥人，肯定没法在那里呆。我遇见过的所有墨西哥人经常都是隔天就走了。
采访记者：你认为如果名气或成就在作家的职业生涯中来得太快会不会是一件坏事？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管在任何年纪成名都不是好事。我会希望我的书在我死后才出版，至少在资本主义国家，你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卖点。
采访记者：除了你喜欢的书，你现在还会读哪些书籍？
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会读很奇怪的书籍。最近我在读默罕默德·阿里的自传。吸血鬼惊情四百年是本大作，要是好多年前，我可能不会读这个书，我会觉得是浪费时间。但是我一般我不会主动去读一本书，除非是我信赖的人推荐的。我不会读任何小说。我读很多自传以及文献，即使那些是仿照的文件。我会反复阅读我喜爱的书籍。重读一本书的好处在于，你可以打开一本书，翻到你喜欢的段落阅读。我已经不再只阅读真正的文学了，我失去了这个神圣的名次。我什么都读。我会了解最新的时事。我每周几乎会阅读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杂志。自从养成了阅读电传打印机的习惯后，我一直都在关注新闻。但是在我读完所有严肃的重要的新闻后，我的妻子经常会告诉我那些我没听过的新闻。当我问她在哪儿看到这个消息时，她会说她是在美容院里的一本杂志看到的。所以我阅读了时尚杂志与所有女性杂志与八卦杂志。我明白了很多东西是只能通过阅读才学得到的。那占据我许多时间。
采访记者：为什么你会认为名气对作家是毁灭性的影响？
加西亚·马尔克斯：首先因为那侵占了你的私人生活。它会占据你跟你朋友的相处时间，以及你工作的时间。那会把你与真实的生活隔绝开来。一个著名的作家想要继续写作，必须要时刻让自己远离名气。我真的不想说这些，因为这听起来好像不真诚，但是我确实是希望我的书能在我死后再出版，这样我就不用经历所有因这些名气带来的商业往来，不用努力为大作家的名气奔波。
在我看来，名气的唯一好处是我能够把它运用在政治上。从其他方面来看，并非都是好处。问题在于，你一天24小时都是出名的，你没办法说，“好的，我从明天起就不出名了，”或者按下按钮，说，“我此时此刻开始就没有名气了。”
采访记者：你有预料到百年孤独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我知道那会是我所有作品里最受我朋友欢迎的书。但当我被出版商告知要印刷八千本时，我顿住了，因为我其他书籍印刷量没有超过700本的。我问他，为什么不慢慢来，但是他说他对此很有信心，这是一本好书，他坚信在5月到12月间就能全部售罄。实际上，那些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于短短一周内就销售一空。
采访记者：你为什么认为百年孤独如此成功？
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一点想法都没有，因为我对自己的书要求很严格。我最经常听到的解释是，这是一本描写关于拉丁美洲人的私人生活的书，这是一本从里往外写的书。这个解释让我觉得惊讶，因为我的最初是把这本书的书名定为The House，所有外部的因素都是为了诠释它们对房子的影响。后来，我放弃了这个书名，但是当这本书进入到Macondo小镇的时候，就无法再进去了。我听过的另一个解释是，每个读者都能在书中创造一个他想要的人物，然后变成他自己的人物。我不想变成一个电影，那样观影者只需看到人物的脸，那就失去了想象故事人物的空间。
采访记者：你有没有兴趣把这些故事改编成电影？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的，我的代理人把价格升到一百万美金，意图拒绝邀请，然而他们预计她会提到约3百万。 但我对电影没有兴趣，至少我可以阻止这件事情发生，我宁愿在读者与书之间保持一种私人的关系。
采访记者：你认为任何书都能成功地改编为电影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我没见过哪部电影是比原小说要拍得更好的，但我能记得的是有些好电影是改编自很烂的小说。
采访记者：你有想过自己做电影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段时间我想成为一个电影导演。我在罗马学习导演专业。我感觉到电影是一个媒介，没有限制，万事皆可能。我来到墨西哥是因为我想在电影圈工作，不是作为导演，是作为一个剧本作家。但是在电影业有一个局限，那就是那属于一种产业艺术，是一个完整的产业。真正想在电影里表达自己的心声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依然会想，但现在更像是一种奢侈，可能我会跟我朋友一起做，但对表达心声完全不抱希望。所以我离电影业越来越远。我与电影的关系就像是一对既不可分开又无法相处的恋人。然而，在电影公司与新闻业之间，我会选择新闻业。
*关于遗憾
采访记者：你会如何描述你现在正在创作的关于古巴的书？
加西亚·马尔克斯：实际上，那本书就像一篇大篇幅的新闻文章，描写了古巴的家乡生活，他们是如何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生存。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过去两年在古巴的数次旅行，在古巴制造的封锁是一种“文化的需要”，在那种社会环境下，人们必须在没有外界特定事件影响下相处融洽。让我最感兴趣的方面是，这些封锁有助于人们思想的转变。我们当今世界上的反消费社会与多数消费导向社会有冲突的地方。这本书原本构思是一篇轻松，比较简短的新闻文章，现在变成了长篇复杂的书。但这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所有的书都是这样的情况。除此之外，这本书会需要史实，描述了在加勒比海的真实世界。这与百年孤独里的故事一样精彩。
采访记者：作为作家，你是否有长远的抱负或是遗憾？
加西亚·马尔克斯：我想我的答案与我回答你关于名气的问题是一样的。前几天被问到对诺贝尔奖是否感兴趣，但是那对于我来说绝对会是个灾难。我当然非常想得到这个奖，但一旦真正得到这个奖就会变得适得其反。那只会变得比名气带来的困扰更加复杂得多。在我的生命中真正遗憾的一件事情是，我没能有一个女儿。
采访记者：现在你有没有正在商讨的计划？
加西亚·马尔克斯：我完全有自信我会写一本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本书，但我不知道主题是什么以及会是什么时候。当我找到类似这种感觉—实际上这种感觉已经持续至今有一阵子了---我就会安安静静地呆着，一旦感觉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捕捉住。
（本文摘自《巴黎评论》之马尔克斯篇）
马尔克斯的番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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