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的典籍翻译在新形势下取得丰硕成果，典籍英译成为一门显学，促成这一重大转变的是三位典籍英译大家：杨宪益、许渊冲和汪榕培。本文利用图书数据库读秀和论文数据库中国知网分别对三位典籍翻译家的译作、译论进行统计、归类和分析，比较三位翻译家所取得的成就，总结他们各自的学术特色，析出他们在典籍英译领域做出的鼎足贡献以及他们对该领域产生的影响，为中国典籍英译树立标杆，展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前景。
【关键词】典籍英译；典籍翻译家；杨宪益；许渊冲；汪榕培
【备 注】本文发表于《东北亚外语论坛》2017 Vol.1 p104-106
1. 引言
中国的典籍数量之巨可以笑傲全球，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中华民族文明文化的长河五千年来，“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1]，就是因为总是有“新水”的注入，也即翻译活动的进行。迄今为止，中华文化已经经历了三次大的翻译浪潮，目前我们正身处于第四次也是前所未有的翻译浪潮之中，我们的典籍翻译也从少到多，从无到有，从近到远，从邻邦到主要邦交交流再到。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这次翻译浪潮之中，我们把越来越多的优秀的中国文化文学典籍翻译成了英语这一世界性语言，促成了今日“典籍英译”的主流化和显学化。
典籍英译并不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开展最早的翻译活动，“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一般来说，总是由近及远，由易到难，由实转虚”[2]。尽管中国和欧洲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数百年，有文字可考的典籍英译仍然是扑朔迷离。据称，最早被翻译成英语的是启蒙读物《明心宝鉴》(Precious Mirror of the Clear Heart)，1590年由西班牙教士高母羡(Juan Cobo)翻译，是中国文学译成欧洲文字的第一本典籍[3]，之后便开启了长达400年的英语人士译介之旅，并随着国际汉学中心的转移而分流。到清末民初国人自主英译典籍之前，西方英译中国典籍的数量不过几百种，其中“集大成者”的马礼逊、理雅各、翟理斯、亚瑟威利等英译中国典籍的数量相较于后起的国人自主英译规模而言，仍然是小巫见大巫。
据笔者统计，目前在中国典籍英译领域真正的“集大成者”非三家莫属——杨宪益、许渊冲和汪榕培。他们在英译中国典籍的数量上都远超国内外其他译家，在质量上也在是名副其实的“典籍英译三巨头”。在他们三家的引领之下，中国典籍英译长驱直入新世纪，吸引了众多拥趸，借助国家政策的扶持，迅速扩大了典籍英译阵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杨许汪应该是中国典籍英译界的“三驾马车”，拉着众多致力于典籍英译、弘扬中华文化的有志者，朝向走出去的终极目标进发。在三驾马车的翻译实践带领下，中国的典籍英译才从纯实践为主的阶段向实践与理论并驾齐驱的阶段过渡，引领着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投身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而三驾马车也都有各自的精彩译论，其中尤以许渊冲先生为著。然而综合各家权重，实践与理论并举，从所取得的成果数量计权，这三位都远超本领域其他译家，将典籍英译这块领域三分，撑起了典籍英译这座巨鼎。因此作者尝试利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对三者进行纵横比较，以明确“典籍英译三驾马车”在典籍英译界的贡献和价值。
2. 典籍英译三驾马车纵横比
1）著译统计与划分。作者利用“目前全世界最完整的文献搜索及获取服务平台，其后台建构在由北京世纪超星有限责任公司在18年来所数字化的430多万种图书元数据组成的超大型数据库基础上”[4]的读秀数据库设定检索条件为“作者”，分别检索三位译家姓名，以返回结果为首要参考。同时参考作者的自传、他传或文集中的大事年表，进行综合比对、去重、分析和归类。去重规则以单行典籍为准，比如《长生殿》，不论是节选英译、舞台本还是全译，只作1种。“唐诗”、“宋词”等诗歌均是以单篇行世，因此出版的《唐诗》选译具体篇目为统计数据。
A. 杨宪益和戴乃迭
杨宪益和戴乃迭作为夫妻翻译家，合作翻译了大量中国典籍，当然他们各自也有单独翻译。因为二者在翻译界的现象级存在，以及二者关系而致的互相影响的翻译过程，本文不具体区分二者的单独译作，并为行文方便考虑，凡下文所提“杨”皆指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妻译家的成果。
读秀检索“杨宪益”返回结果157条，同时结合《杨宪益自传》中“杨宪益先生大事年表”[5]，参照对比，共发现典籍大类15种，具体为：“寓言”（7版，7种）、“传奇”（7版，11篇）、“志怪”（1版，7种）、“楚辞”（4版，25篇）、“汉魏六朝小说”（3版，较“志怪”类增12种典籍）、“汉魏六朝乐府诗文”（1版，77篇|种）、“宋明平话”（4版，20篇5种单行典籍）、“关汉卿杂剧”（5版，8种）、“唐诗”（1版，50首）、“宋词”（1版，59首）、“聊斋故事”（1版，1种）；“唐五代诗歌”、“唐变文”、“南北朝佛学论争文”、“苗族创世诗”4大类等均未见有单行本，作者据自传大事年表覆盖时间段进行合理猜测，这些译文应该都是在杨宪益担任《中国文学》主编[6]至1981年发行“熊猫丛书”期间发表在《中国文学》杂志上的。然而史料难得，这一部分数据暂时阙如。
另有单行本典籍全译本或摘译本10种，分别为《长生殿》、《诗经选》、《史记选》、《资治通鉴》、《老残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三部古典小说》（收录《西游记》、《镜花缘》和《三国演义》中章回各一篇）。
总计来看，杨宪益英译中国典籍数量巨大，至少涉及194种。因为读秀对改革开放前的图书数据收集不全，不能收录所有版次书籍，且有些书籍未能署名作者，因此版次统计数据仍可待详实扩增，但因为统计标准为单行典籍，因此总数不会有太大悬殊了。
B. 许渊冲
读秀检索作者“许渊冲”，返回结果303条。仅从这个数据来看似乎许渊冲比杨宪益更胜一筹。
以大类统计，许渊冲英译典籍主要有14种：“楚辞”（8版，32篇）、“汉魏六朝诗”（5版，150篇）、“唐诗”（21版|种，300首）、“李白诗”（6版，112首）、“白居易诗”（4版，48首）、“杜甫诗”（4版，100首）、“王维诗”（2版，103首）、“唐五代词”（5版，127首）、“宋词”（24版|种，300首）、“李煜词”（2版，44首）、“苏轼诗词”（6版，113首）、“李清照词”（2版，60首）、“元曲”（12版，300首）、“宋元明清诗”（9版，254首）。另外还有单行典籍全译本6种：《诗经》、《西厢记》、《老子》、《论语》、《牡丹亭》、《桃花扇》。
总计来看，许渊冲英译中国典籍涉及20种，在翻译体裁上较杨宪益为窄，主要在诗歌译介上，戏剧次之。但译介总量按行世单篇计算，达2049种。许译典籍再版、重印次数也是十分惊人，唐诗宋词的再版都超过20次，可见受欢迎程度。
C. 汪榕培
读秀检索作者“汪榕培”，返回结果183条。通过排除非典籍英译书目，以大类统计，汪榕培英译典籍主要有14种：“汉魏六朝诗”（2版，365首）、“乐府诗”（1版，118首）、“吴歌”（1版，101首）、“昆曲”（2版，16折）、“陶渊明诗”（3版，131首|篇）、“苏剧”（1版，8种）、“评弹”（1版，39首）。另外还有单行典籍全译本10种：《墨经》、《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紫箫记》、《诗经》、《老子》、《庄子》、《易经》。另据汪榕培自述，他“还为上海昆剧院、浙江昆剧院、湖南湘昆剧团、台湾昆曲社、中国昆曲博物馆等翻译了《公孙子都》、《红泥关》、《临川梦影》、《占花魁》、《长生殿》、《一捧雪》、《雷峰塔》、《烂柯山》、《墙头马上》、《西园记》、《西湘记》、《荆钗记》、《甲申记》、《琵琶记》、《狮吼记》、《班昭》、《怜香伴》、《寻亲记》、《十五贯》等20多个演出本和50多场折子戏”[7]，这里面有4种见录于前述“昆曲”类的《昆曲精华》，其他为单行典籍。
总计来看，汪榕培英译中国典籍涉及40余种，在翻译体裁上较杨宪益为窄，较许渊冲为宽，其主要致力在诗歌译介上，戏剧次之。但译介总量按行世单篇计算，达800种。
2) 著译综合分析：
杨是典籍英译三巨头中唯一合作翻译的，因为其从事英译时间较早，而且有夫人戴乃迭的英语国家背景，因此他的译本在英语世界的知名度较许汪更高。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的窗口。这套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收录了《芙蓉镇》《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新凤霞、王蒙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因此他被称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8]除了典籍英译的伟大成就之外，杨宪益还是一个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这是他区别于许汪的多重身份。为表彰其对中国翻译做出的贡献，杨宪益被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继季羡林之后的第二位获得者。
许是典籍英译三巨头中唯一兼事法译的，因此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更有广度。通过上述对比，许渊冲的典籍英译范围是三驾马车中最专一而限宥的，因为其限宥，他没有像杨宪益那样“翻译整个中国”，因为其专一，他几乎“翻译了诗歌中国”。在典籍英译方面限宥，但许渊冲在西方名著汉译方面却是三者中成果最多的。另外，许的实践与理论并驾齐驱，凭借其音形意三美的译文获得国际翻译界最高奖——“北极光翻译奖”，成为亚洲第一个获此荣誉的翻译家，足见许在典籍英译方面取得的卓著成就和国外内的影响。
汪是典籍英译三巨头中同时偏重英语词汇学、教育学的。除了英语词汇学，他在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也远超过其他二位译家，因为他恰恰教育出了大量从事过或仍在从事典籍英译的弟子。应该说，汪榕培充分发挥了其在各大高校担任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的作用，将大量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学生聚集到自己的麾下，迅速扩大了典籍英译阵营。他的直系弟子众多，又旁系别出，使中国典籍英译以其为一个大节点形成辐辏之势，促进了“典籍英译”从范畴到概念、到名词的转变，可以说是他将“典籍英译”聚焦于时代的镁光灯之下，是他将“典籍英译”符号化、专有名词化。
3. 总结
这三位译家在典籍英译领域取得的成就各有特点和侧重，但都是名副其实的典籍英译巨匠。本文也是基于典籍英译实践而提出的“三驾马车”，并没有参考三位取得的理论成果。译界常态是实践者不搞或少事理论，理论家不重或少从实践。但“典籍英译三驾马车”除了杨宪益只有零星“历史距离论”翻译思想，许和汪都有自己的系统翻译理论。许的译论精彩纷呈，汲取中国古典文论的营养，堪称集大成者。汪的“传神达意”虽寥寥四字，却道尽译事机关。纵观译史，翻译实践家提出理论哪怕零星，也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甚至淹没理论家纸上提出而广受理论圈好评或认可的翻译标准。
当然除了这三位典籍英译大家，还有不少在此领域不容忽略的译家，有的已经在本领域崭露头角并保持着高昂的前进势头，有的正值学术生涯的巅峰期。比如王宏印教授，是杰出的典籍翻译理论家，其典籍英译实践较少，是为研究而作的理论性实践；苏州大学王宏教授英译典籍5部都选入“大中华文库”，同时也有几十篇精彩专论；赵彦春教授英译的《诗经》、《道德经》、《英韵：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曹操诗全集》、《曹丕诗全集》、《曹植是全集》已经交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9]，在典籍英译方向迈开了坚定的步伐，虽然尚不能追上任何一驾马车，但在该领域已经走在了其他同仁的前面……在走出去呼声高涨的新时代形势下，中国的文学文化典籍只会越来越多地被译介出去，中国典籍英译事业与其说正如日中天，不如说才刚刚起步，必有来哲能攀越更高的山峰，让中国文化这颗骊珠将光辉撒播到更瀚广的世界海洋。
作者简介：
颜海峰，山东政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典籍英译、诗歌翻译、翻译史。
TEL：18678392606
Email：yanhf@sdupsl.edu.cn
参考文献
[1]季羡林. 《中国翻译词典》序[J]. 中国翻译,1995,(06):4-5.
[2]马祖毅，任荣珍著. 汉籍外译史修订本,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01, 第1页
[3]汪榕培，王宏主编,中国典籍英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02,第4页
[4] http://baike.baidu.com/item/读秀
[5]杨宪益著,杨宪益自传,,2010.02,第373-385页
[6]杨宪益著,杨宪益自传,,2010.02,第378页
[7]汪榕培. 我和中国典籍英译[J]. 当代外语研究,2012,(05):4.
[8] http://book.163.com/special/00923V3V/yangxianyi.html，“翻译整个中国”的人走了
[9]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QzMzQ4Mg==&mid=2651488570&idx=1&sn=8320c7758020a49c2269682c97536a72&mpshare=1&scene=1&srcid=1027f1XpSbuuZJSpKDoGI5ae&pass_ticket=oots70sTfvlsYn4EAfdscFC2XLpxF9cylWdKegzAIZE%3D#rd,讲好中国故事——国学外译的二次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