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是日本幕府末期至明治时期的人物，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他影响了明治维新，其头像被印在日本最高面额纸币一万日元之上。
福泽谕吉的名字始被中国人所知晓，很大程度上或是因为他的那篇《脱亚论》，福泽谕吉在这篇文章里表示，日本如果想走向文明，就该远离落后的中国和朝鲜，向欧洲看齐。但实际上，这篇发表于1885年的文章，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反响，甚至也没有“脱亚论”这个标题，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福泽谕吉的思想才在日本社会广为流传。不过，这里并不对《脱亚论》这篇文章作深入探讨，近几天读到了《福泽谕吉自传》，可对他作一个初步了解。
这本《自传》由福泽谕吉口述，经速记员记录整理，后来又交给福泽谕吉进行修改校正。福泽谕吉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并宣传通过吸收西方文化来促进日本的文明开化。他对比东西方文明，认为东方的日本落后，西方文明先进，而日本落后很大原因是受传统汉学的影响。我在这里挑出书中几个印象比较深的，权当札记。
一 、翻译英语词汇
在近代日本，大量的书籍从西方引入，一批有汉学素养的日本上层人士在翻译这些书籍时，通过重组汉字的形式创造了一批新词，这些新词后来又通过中国留学生带回中国，成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即日语对汉语的“反哺”。现代汉语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词汇是源自日语的。福泽谕吉就是这些翻译人士之一，他学过荷兰语和英语，是第一个将韦氏词典带到日本的人。尽管对于传统汉学，他比较排斥，但他少年时代就跟一位严师研习过《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汉学典籍，自己本身的汉学修养是极高的，因而他同样试着通过重组汉字词的形式来意译一些英语词汇。
如将“competition”译为“竞争”：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一个名词“competition”很难恰当地表达出来，反复推敲之后，遂译为“竞争”。该书（指《经济论》）目录前后仅有二十条左右，译妥后即给对方看了一下。这个人看了之后虽然不住声地表示钦佩，但却对我说：“啊，你看！这里有一个“争”字，它叫人看了总有一种不按的感觉。这指的是什么？”“你问指的是什么，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就像日本的商人现在所做的一样，如果邻居廉价出售商品，那么自己也要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又如甲商若提高商品质量，乙商则比之更加提高，以图招揽顾客。再如某一放债者若降低利息的话，则其他放债者也要减低利率，以便使他的生意兴隆起来。他们在这样彼此竞争之下来确定物价、规定利息，因此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竞争”……
又将如“steam”译为“汽”：
……例如英语的“steam”，历来译成“蒸气”。可是我想是否能把它缩成一个字呢？于是偶然拿出所藏的《康熙字典》胡乱地翻找火字旁、水字旁，在翻阅当中看到一个“汽”字，注称“水之气”。这真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字好，就第一次使用了“汽”字。但《西洋事情》一书的卷首插图上有“蒸汽济人”等字，这是为了对句而加了一个“蒸”字。到了今天，社会上所说的“汽车”、“汽船问屋”等的确已成为普通话，但寻其根源，乃是我在三十二年前，凭当时的一点机智，把偶然找到的一个字眼写在书上，这就成了使用“汽”字的开端。
我读到这里时，突然想起初中学习物理，老师讲到“水蒸气”是水的“汽化”，但我总是将前者错写成“水蒸汽”，后来物理老师再三强调“水蒸气”不带三点水，我这才强记下来。如今才得知缘由，真是豁然开朗！
除此以外，福泽谕吉还将“copyright”译为“版权”；将“speech”译成“演舌”，但因为“舌”字太庸俗，后改为同音字的“说”；将“debate”译为“讨论”，等等。
二、推崇数理和“独立”的教育方针
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大学在当时是专门传授洋学的，在他看来，数、理是自然原则的根本，人间万事凡是具体的经营都从“数理”二字推断，他将东方的儒教主义和西方的文明主义相比，认为东方缺少的有两点:有形的数理学和无形的独立心。之所以缺少这些，是汉学教育的过错。所以他制定的教育方针是“以数理为本”，其目标是：学生不论曾经身份、职业如何，都很通达数理、品质高尚，且都具有独立意志。这样以来，他就觉得是人生一乐事，大有“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之感。
三、教育子女
明治初年（1868）时，庆应义塾已经创办，此时的福泽谕吉已有两个儿子，一个七岁，一个五岁。当时日本有个富商办了一所学校，想请福泽谕吉担任学校的监督校政，并表示愿意负担他的两个儿子以后出国留学的学费，这笔费用可以马上支付。但深思熟虑之后，福泽谕吉拒绝了，他所考虑的是：
……使孩子成为一个学者究竟是不是父母的义务？家里的孩子当然是属于父母的，但是父母供给他们衣食，并使他们受到与自己负担能力相应的教育也就够了。当然没理由说：不管怎样，如不使孩子受到最高的教育就是没尽到父母义务。如果做父母的为了子女而改变他们自己确信的、并经内心所决定的主见以决进退的话，那么他们就失去了所谓的独立心……
这里又出现福泽谕吉所看中的“独立心”，不论是自己的学生还是子女，人格独立、有自己的主见是最为重要的。此外，福泽谕吉还教育子女要注重体育，最重要的是注意身体。他并不同意从幼小的时候就强令孩子读书，而是主张“先成兽心，后养人心。”到了孩子七八岁的时候再让他们学习。他的两个儿子后来进入东京大学，却总是犯胃病。为此，福泽谕吉不但把孩子接回家来养病，还给日本文部省的长官写信说说学校把学生都给“教疯”了，不然东京大学改名为“少年健康屠宰场”算了。后来他的这两个儿子去美国留学时，他嘱咐他们要经常写信，并且注重身体：
你们与其因为努力学习而变成一个半死不活的、面作菜色的大学者回国，不如落得个身体强壮不学无术的人回来我倒高兴。
福泽谕吉是一百多年前的人物，便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想想如今中国的孩子们，真是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