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人生的最后几年终于赢得了他一直渴望的普遍认可。在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统治集团的特殊关系的同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荣休教授约瑟夫・弗兰克在五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还详细描写了他与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持续进行的竞争。在去世之前不到一年的1880年6月，现身普希金纪念活动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生涯――及其作为俄罗斯精神的代言人的一生――达到了顶峰。他在这次活动中发表的关于普希金的著名演说使听众群情振奋，热血沸腾：“我们不是依靠刀兵具有了普世性，而是依靠博爱的力量，依靠我们为人类重新统一成一个大家庭的齐心协力。”这就是成为世界文学遗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他仍不能做到每时每刻都在体现如此崇高的理想。
1881年1月作家逝世于圣彼得堡为这部无与伦比的文学传记画上了句号。这是一部真正无愧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的传记作品，而且无愧于他经历的那个非凡的时代和他居住的那片神奇的土地。
海明威曾经说，写出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白痴》《群魔》的19世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心理世界就是疯狂与脆弱，恶毒与神圣之间的交织。尼采说得更绝对一点：“他是唯一有教于我的心理学家。”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否认过类似的外界评价：“他们称我为心理学家，这并不符合实际。我只是更高意义上的一个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表现了人类灵魂的深邃。”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作品。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正在完成《卡拉马佐夫兄弟》；所以，我是在完成一部集大成的作品，至少是我看重的作品，因为我投入了大量心血……我一直在全力以赴地紧张写作，充满痛苦和担忧。我艰难地写作时甚至人都病倒了。”而弗兰克・约瑟夫的传记《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1871-1881》，以大量的篇幅还原了这部小说诞生的来龙去脉，并以200页的篇幅，逐章全景式解读了这部作品。
我们在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候，究竟关注的是什么？《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充满了形而上的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创作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呢？他在这本最后的集大成之作里，希望向读者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哪些被诅咒的问题是否有了结论？《卡拉马佐夫兄弟》又预见了哪些人类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 文学的巅峰，1871-1881》又提出了什么独特的解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视角和观点？广西师大出版社上海贝贝特“文学纪念碑”丛书与三联中读邀请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的张晖老师，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传的编辑、文学纪念碑主持魏东，来为我们分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巅峰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
魏东：我们今天活动的主题是跟随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一起来阅读作家的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我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公司的文学主编魏东，我身边是今天特意邀请到的嘉宾――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张晖老师。
张老师是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专家，今天会以这套传记的第五卷为开端，张老师会为我们详细地分享《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伟大的作品。
今天的活动源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套丛书“文学纪念碑”。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关的传记、回忆录、日记，是我们这套丛书的基石，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荣休教授约瑟夫・弗兰克所作的五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则是整套丛书的扛鼎之作。这套书分为五卷，2014年出版第一卷，像美剧一样，一季一季，第五卷到现在终于出版。
弗兰克这一套传记确实气势磅礴。分为五大卷，第一卷从陀翁初入文坛，讲到他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事件被捕，流放西伯利亚；第二卷讲的是1850-1859年间他受难的历程；第三卷讲的是1860年代初，他办杂志，通过一系列作品重返俄国文坛的过程，其中，《地下室手记》成为他的创作的分水岭，也是弗兰克撰写这套传记的源初动机；第四卷的主题是他享誉世界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是如何诞生的；第五卷记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最后的十年，这十年他通过长篇小说《少年》的出版，私人杂志《作家日记》的创办，《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创作以及他在莫斯科所作普希金塑像揭幕演讲，达到了他人生声誉的巅峰，同时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巅峰。第五卷处理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最后辉煌的十年，而这十年中《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创作，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巅峰期的标志性作品。这部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划时代的里程碑。这部小说在陀翁的作品中虽然是最长的，但是事实上并不难读。接下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接触陀翁，尤其是接触《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有意思的体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圣彼得堡的书房，他在这里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
张晖：熟悉或者对俄罗斯文学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会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文坛最璀璨耀眼的一位大师。他写作的年代，从19世纪 40年代到70年代，这也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巅峰期。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人物关系并不复杂，放在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小说的范围内去讨论的话，人物相对比较有限，人物关系相对比较简单，不像《战争与和平》，一下子500多个人物，阅读的困难会更大。
阅读这本书，读者一开始会觉得这是一个以家庭危机为情节核心，围绕一桩杀父悬案展开的小说。实际上在这个悬案背后有很多关于哲学、社会、宗教的讨论。
我是在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看《卡拉马佐夫兄弟》。跟很多人一样，我读的第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罪与罚》。我一开始也是把《罪与罚》当成悬疑小说或犯罪小说去看。如果大家只是匆匆掠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话，可能会认为是二流的侦探小说。如果你细读的话，会发现它涉及很多形而上的问题。我作为一个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者，再回过头去看，发现《卡拉马佐夫兄弟》，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看都是非常厚重的书。
魏东：我自己阅读的第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然后才看的《罪与罚》。但当时不知道《卡拉马佐夫兄弟》有那么崇高的地位。大三时阅读这本书，一下子被吸引了。
我当时很能共情《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尤其是对老大米佳产生了认同感。
张晖：《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有大段大段的心理独白，视觉上有很强的压迫感。心理独白很长的自然段，一段占满一页纸。看到这些段落大家不要跳过，这正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核心所在。
魏东：正常情况下，人不会这么长时间的讲话，但小说中是允许的，特别是你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世界，长达几页纸的内心独白也好，对话也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想法正是融汇在其中的。
不要去反抗悲伤，你有悲伤的权力
张晖：今天在这里非常荣幸和大家分享我对于《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小说的理解和认识。与此同时，我会结合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来谈谈这本小说。在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1871-1881》中，涉及三部作品《少年》《作家日记》，重中之重是《卡拉马佐夫兄弟》。
这本传记的特殊之处在于，是从多个角度切入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弗兰克不仅仅聚焦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史，还做了非常细致的文本分析。一方面弗兰克从作家和它的时代出发，讨论这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那个时代俄国方方面面的联系。另一方面，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那一章当中，逐章地细读这本书，带我们从多个角度了解《卡拉马佐夫兄弟》。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创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的晚期，主要是在1878到1880年，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从1879年1月份开始，在《俄国导报》差不多连载了两年。
在60年代末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构思了小说《无神论》，一年之后他又在笔记里面――他的创作历程可以从他的笔记、书信、回忆录中间所看到――出现了《大罪人传》的书名。他想写一个无神论者，在当时的俄国，主角怎样遇到一个修道院里面的长老，通过长老的引导一步步皈依，最终成为东正教徒。
如果我们看《卡拉马佐夫兄弟》，会发现第一个出现的主角阿廖沙也是个修道院中的修士。但是他跟《大罪人传》一开始对主人公的设定肯定有区别的。在《大罪人传》的设定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提到一个名字――扎顿斯克的吉洪。他是18世纪俄国的一位主教。在《卡拉马佐夫兄弟》有一个人物叫佐西马长老，吉洪就是他的原型之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另外一部非常有名的小说《群魔》中，吉洪也出现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章用了吉洪的名字。阿廖沙这一条线的来源在60年代末期就出现了。
70年代，出现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另外一条线，米佳（德米特里）的这条线。70年代的创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开始构想要写一部集大成之作，或者说是综合性作品。他想要借用一个源于他早期的小说《死屋手记》中的人物。大家在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中会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好几年是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的监狱中度过的，监狱中遇到一个叫伊利明斯基的罪犯，这个人名在《死屋手记》中没有出现过，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做过说明。这位伊利明斯基被判杀父罪，十年之后发现判错了，其实他不是凶手。米佳这条线从哪儿来的？在《死屋手记》伊利明斯基这就开始了。
读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时，会读到非常多《作家日记》的细节。《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戏剧化表现了《作家日记》里的很多观点。《作家日记》是一部非常驳杂的作品，里面有时事评论，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观点的抒发……《作家日记》更像是一部政论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些观点戏剧化，演绎成一个故事，《作家日记》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写作的重要起源。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影子，在60年代末期已经出现了。在8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身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对他有很大的触动，同时也间接影响了他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
78年他最小的儿子阿廖沙夭折，小儿子去世对他影响非常大。他当时决定去俄罗斯非常著名的修道院――奥普塔修道院，遇到了长老阿姆夫罗西，长老给了他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我们马上可以联想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中主人公叫阿廖沙，在书中也有佐西马长老的形象。佐西马长老的原型之一，就是奥普塔修道院的阿姆夫罗西长老。在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佐西马长老接受了很多农妇的求助，其中有一个农妇的小孩刚刚去世，所以她来寻求佐西马长老的慰藉。佐西马长老那时候说的话，很多来自于阿姆夫罗西长老在现实生活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那些话。
张晖：“哭泣吧，不要去反抗悲伤，你有悲伤的权力。”这实际上来自于他的个人经历。
从他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回忆中看，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阿廖沙的人物身上，承载了对幼子曾经的希望，他把这个希望投射到阿廖沙人物上，这是一个很感人的细节。
（本文节为约瑟夫・弗兰克 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访谈，由上海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1918―2013）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荣休教授，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和斯拉夫语言文学荣休教授。代表作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1976-2002）曾获美国全国图书评论俱乐部奖（传记类），两次（美国大学优秀学生联谊会的）克里斯蒂安・高斯奖，两次（现代语言协会的）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奖，《洛杉矶时报》图书奖以及另外一些荣誉。另著有《俄罗斯棱镜：文学与文化随笔》（1990）、《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1991）、《宗教与理性之间：俄国文学与文化随笔》（2010）、《回应现代性：文化政治随笔》（2012）、《陀思妥耶夫斯基讲稿》（2020）等。
图书主要以大众读者为对象，为中外类型小说、中外小说和中外人文社科三大类。
文化是国家的灯塔，阅读是文化的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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