馀恕诚 | 怎样读李商隐诗

唐代诗坛，名家名作极多。即使一般读者皆能背得好多佳句的诗人，放在那一溜长长的名单中，位次也未必很前。李商隐如何呢？清代吴乔《西昆发微序》说：“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着眼于诗的创新精神，把他放在能自辟天地的大作家之列。叶燮《原诗》说：“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虽只限绝句，且扬之过高，但亦可见李商隐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清代最具有普及性的诗选本《唐诗三百首》，选商隐诗24首，篇数仅少于杜甫、王维、李白三家。这个“训蒙”读物编选的依据是“专就唐诗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于此，亦可见李商隐诗的可读性及其流传程度。

虽然如此，人们的好尚毕竟不能一致。除了吴乔、叶燮等人外，李商隐佳作之多、诗艺之高，与一般诗评家、文学史家所给予的位次，很难说能算对号入座。如李商隐在现有的几本文学史中所占的篇幅即很有限，没有像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那样获得列专章的资格。我无意于为他争座次，客观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他的诗自有绝大魅力，可以流传不废，称得起所谓“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我这里只想就影响其评价的几个问题做些说明，好让我们在阅读时能不为成见所囿，以致迷失应有的主见性。

传统对李商隐的看法，首先涉及人品问题。李商隐父亲早逝，家境贫寒。他能够成名，跟令狐楚有很大关系。令狐楚聘他入幕府，亲自教他做四六文，又供给费用让他赴京应考。李商隐中举的关键也在于其子令狐绹的推荐。令狐楚死后，李商隐做了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王茂元爱其才，嫁女给他。当时朝廷党争激烈，令狐父子属牛党，王茂元被视为李党。李商隐入泾原幕被认为是背恩，从此在两党斗争的夹缝中吃尽苦头。史书上也给他“放利偷合”“诡薄无行”（《新唐书·李商隐传》）的罪名。其实，李商隐赴王茂元幕，只不过是为了谋生。他没有靠李党飞黄腾达。中举后只是九品的校书郎或正字，与党局无关。这些，清代和近代学者已做了深入详细的辨析。中国论文的传统是人品与诗品合一，人既然“无行”，文也就贬值。这大概是李商隐位次受到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李商隐诗歌的内容，封建正统批评家也往往予以贬低。宋张戒《岁寒堂诗话》说他是“邪思之尤者”。类似的批评，在涉及李商隐具体作品时更多。这同样需要辨析。首先，张戒等人所谓“邪思之尤”是指李商隐诗旨不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比如，针对唐玄宗霸占其儿媳寿王妃杨玉环，李商隐写了《龙池》：“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寿王遭夺妻之痛，积郁在胸，宴会上又受到强烈的精神刺激，故归来独伴悠悠宫漏，彻夜无眠。像这样对本朝前辈皇帝，直陈其恶，冷峻讽刺，旧时评家自会认为“浮薄”“大伤诗教”，而我们看来，反倒正是富有民主性的地方。李商隐《上崔华州书》说：“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耶？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认为道非周、孔所独能，人们行自己的道不必迁合古人，作文不应讳忌时世，亦不应甘居百经万书之下。这些见解，在当时该是何等具有思想光辉！

所谓“邪思之尤”，还跟李商隐写了大量男女之情的诗有关。但他多数爱情诗写得健康美好，像《春雨》《代赠二首》《昨日》《端居》《房中曲》《正月崇让宅》《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板桥晓别》《重过圣女祠》等篇，或抒伤离远别之意，或写小会遽别之思，或发伤逝永隔之痛，或揭示女道士内心世界之苦闷寂寞，都写得情真语挚，委婉缠绵。李商隐有无题诗十七首，多以男女相思离别为题材。其中有的可能在爱情描写中有所托寓，有的则纯写爱情。但无论是否涉及寄托，仅就其对爱情题材的抒写看，那种离别与间阻、期待与失望、执着与缠绵、苦闷与悲愤，都写得深情绵邈、精纯华美。如抒发殉情的心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写心心相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写重重阻隔：“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写希望幻灭：“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写可望而不可即：“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以上种种，只要不抱道学眼光去看，就绝对不能说是“邪思”，而是表现了人类在爱情方面的美好情思。

李商隐志大才高，一生受抑，有直接吟唱理想的诗，也有借咏物象征自己身世遭遇、寄托人生体验的诗。“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诗人青年时期是这样地期望做出扭转乾坤的大事业再归老江湖。，但仍吟唱出“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等具有进取精神的诗句。他的一些抒写个人困顿失意的诗篇，如《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岳阳楼》《风雨》等，颇具傲兀不平之气。但更多的篇什如《夕阳楼》《乐游原》等，是用悲剧的眼光看待外物、感慨人生，情绪感伤低沉，反映了在晚唐那种衰世中知识分子不幸的命运和寥落的心境。李商隐的咏物诗以精细刻画客观景物见长，同时又往往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咏怀诗。像为雨所败、先期零落的牡丹，先荣后悴的衰柳，暗夜自明的李花，“高难饱”“恨费声”的秋蝉，“巧啭岂能无本意”的流莺，无不渗透身世遭逢之感，使这些客观事物成为诗人形象、品格、命运的象征。

李商隐的爱情、无题、咏物和自慨身世等作，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反映现实、干预时政的作品。其实，他的这类诗歌在晚唐相当突出。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倾轧，是唐后期三大痼疾。李商隐的《随师东》《寿安公主出降》《赋得鸡》《井络》以及在会昌朝讨刘镇时的一系列诗篇，皆为藩镇问题而发。针对宦官乱政，李商隐在甘露事变后写了著名的《有感二首》《重有感》《曲江》等诗，勇敢地揭露宦官控制朝廷、劫持皇帝、株连朝臣、制造大规模流血惨剧的罪行。他酬赠、哭吊反宦官斗士刘蕡的一系列诗篇，也倾注了对宦官势力的强烈憎恨。至于朋党倾轧，李商隐更多地采用比较曲折的手法抒写自己的感愤，如将倾轧的局面比作“弹棋局”，发出“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无题》的慨叹。，根源在于最高统治层的腐朽，对下则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李商隐诗中许多名篇对这两方面都有反映。如《贾生》《瑶池》《汉宫词》婉讽唐后期皇帝不重贤才、不顾百姓，愚昧自私地妄求长生。《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描述甘露事变后京郊农村残破景象，追溯唐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构成长达百余年的社会历史画面，。这些，无疑足以说明李商隐诗歌具有广阔的内容，鲜明的民主性精神，不容轻易贬低。

影响李商隐诗歌阅读和评价的第三个问题，是他的作品素称难懂。金代诗人元好问感叹：“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之后，不少学者做了“郑笺”的工作，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问题。但和一般作家相比，仍属难懂之列。这从读者角度说，除了有一个提高文化修养，做“合格读者”的问题外，还应该正确看待所谓难懂。李商隐诗的“难懂”，从某种意义上讲，跟他对传统的突破是相联系的。读者崇奉和习惯了传统诗歌，读他的诗，便可能觉得有些异样，失去了那种轻车熟路之感。如果望而却步，自然会感到“难”。而如果我们能换一种心理，知难而进，则有可能在李、杜、韩、白诸大家之外，看到又一片新的诗歌天地。

李商隐的诗歌有寄托遥深、构思细密、表现婉曲、情韵优美、语言清丽、韵律和谐、工于比兴、巧于用典等一系列优点。由这些方面合成的总体风貌，在诗坛上是以新的姿态出现的。他在写法上颇有一些异于传统之处：（一）以心象融铸物象。晚唐社会的种种变态，特别是它的厄塞、衰颓，使得像李商隐这样一些失意文士，由沮丧、失望转向追求主观心灵，内心体验往往比他们对外物的感受更加深入细腻。当心灵受到外界触动时，会出现一串串心象序列，发而为诗，则可能以心象融铸眼前或来源于记忆与想象而得的物象，构成一种印象色彩很浓的艺术形象。李商隐处境又很恶劣，心事往往钳口难言，于是在潜心摹写心象的同时，又须着意将其客观化，借客观物象经过改造之后可以诱发多种联想的优长，将本难直接表现的心象，渗透或依附于物象之中，令人抚玩无、联类兴感。如咏蝉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表现的是作者羁役幕府、心力交瘁、举国无亲的那种“冷极幻极”的心象。“一春梦雨长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写的是圣女祠，而诗人种种幻灭的心象也正如梦雨灵风之恍惚。这样以心象融合客观世界某些景象或事物铸造形象，对传统情景交融手法是一种突破。（二）比兴寄托和象征的融合。比兴、象征作为两种相关而不相同的艺术手法，本不一定联合运用，它们和寄托更未必直接联系。李商隐的诗歌由于在内容上侧重表达人生的体验与感受，艺术上追求心象与物象的统一，靠一般明显的比喻，每每不足以充分而有效地表达，遂常用象征性的表现手法，并进而将比兴与象征融合起来。比如“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无题》），“金烬暗”“石榴红”除渲染气氛、点明时节外，前者还可以作为无望的相思的象征，后者则暗示青春年华的流逝。又如“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蕡》），描写江风鼓浪、山摇石动、危舟独系、天昏地暗的景象，同时又兼含比兴象征，将“当日北司专恣，威柄凌夷，一齐写出”（《李义山诗解》）。《锦瑟》中间四句可能每一句都有象征意味，而且基于诗人内心的恍惚迷惘，所象征的内容还带有丰富性和不确定性，意象的暗示性大大增强，迷离深隐，意蕴多重。（三）追求朦胧凄艳的诗美。将复杂的矛盾，甚至惆怅莫名的情绪，借助诗心的巧妙生发，铸造成如雾里繁花的朦胧诗境，是李商隐毕生加以追求的目标。而像“枫树夜猿愁自断，女萝山鬼语相邀”（《楚宫》）；“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春雨》）；“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其二）；“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过楚宫》）一类名句，以及《无题》《锦瑟》等篇，都达到了这一境界。这种诗美主要构成因素是朦胧、瑰丽、感伤。商隐感于时代的没落、身世的不幸，有一种固结不解、惆怅莫名的哀伤情绪，“此情可待成迫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当把这种情绪注入本已融合了心象与物象、比兴与象征的诗境时，各种因素互相交汇、层层掩映，真有“絮乱丝繁天亦迷”（《燕台诗四首·春》）之感。上述三个方面，说明李商隐诗歌的艺术手段、追求目标与传统不同，诗境亦深隐朦胧。把李商隐诗当作“邪思”的产物，认为会坏人心术，固然是像面对一位出群的美人，口称“尤物”，不敢正视一样可笑。但如果是抱另一种态度，想要接近她、认识她又该怎么办呢？我认为可以区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步骤。李商隐集中一部分像《夜雨寄北》那样清新流畅的作品，固然不存在阅读的障碍，就是那些批评时政、反映现实的诗，由于比较质实，只要掌握背景，弄懂语言和典故，也不难领会意旨所在。其难解之作，如无题、咏物之类，最主要的难点是不易参透词语典故外壳下所包含的情思。对此，读者既可以不求甚解，也可以通过知人论世等途径作更深入的探求。李商隐的诗，除少数学李贺诗体者外，多数诗脉畅通，由语意、声韵所传达的总体情绪气氛并不难于感受。无题诗一般用典不多，语言清丽，尽管细心探寻时会感到闪烁迷离，但爱情描写本身尚不晦涩。即使是《锦瑟》，像“沧海月明珠有泪”，写月夜沧海之中，明珠晶莹闪烁，盈盈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写暖日照临，地中良玉，蕴发缕缕云烟。这些喻象，是无论对诗旨作何种诠释，都必须以之为依归的。为求省便的读者，似可不去追究其中的埋伏，仅仅接受语言媒介给予的直觉形象和情绪，也未始不是一种艺术享受。《唐诗三百首》本属启蒙读物，选了《锦瑟》和五首《无题》诗，选家岂能指望学童领略多少深意？不过供其读读背背而已。梁启超说：“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什么我理会不着。……但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可见读李商隐诗，不求甚解不失为一法。有人想再前进一步，对诗旨把握得切实一些，则可求助于注本和选本。，李商隐诗的研究成为热门课题，近年出版的一些注本和选本，持论一般都比较切实、审慎，可资参考。至于想做更深入的推究探寻，有所创获，则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握诗歌整体，注重实证，避免臆测。在内证与外证不足的情况下，宁可理解得虚涵一些，也不要仅据片言只语去比附。另外，李诗由于注意表现心理意绪，又常常捕捉瞬息间的印象，多用象征手法，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诗者，很容易取之作为剖析对象，这会有助于对李商隐诗歌认识的深化，开拓新的局面，但正因为是开拓，难度较大，尤须坚持科学的精神。加拿大籍华裔学者叶嘉莹先生曾强调从事这类工作既需要对中国旧诗具备足够的修养，又要对西方文艺理论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关于评说中国旧诗的几个问题》），这种意见我们应该重视和听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