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丨治学经验谈:功底与眼光

许多研究生入学以后，不管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经常会听到这样两句话，一句是：“我们的功底很差，基础很差，怎么办？”还有一句就是问：“我们发现不了问题，找不到题目，怎么做研究？”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就可归结为我今天要讲的两点，一个就是怎么打功底，第二个就是怎样培养锻炼自己的眼光。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更需要勤奋而不是天才的学科。也就是说，即使你入学时候功底比较差，只要你在老师的指导下很勤奋地学习，都是可以补上的。那么，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生，我们需要加强的是哪几方面的功底？我想，主要是下面四个方面：

第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无论是我们研究的对象，还是自己要写个东西，都是用文字来表达的。所以，语言文字方面的功底非常重要。当年我考到南京大学跟程千帆先生读研究生时，程先生第一个任务就是叫我写三篇自传，一篇用白话文，一篇用文言文，还有一篇用外文。写三篇内容一样的自传，就是想了解我语言文字的功底、我的表述能力。

首先是文言文。中围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生，将来要面对的文本基本上都是文言。除非专治古代的白话小说，不过里面也夹杂些文言。对研究诗、文、词的人来说，面对的都是文言的材料。但是古人留下的文言作品，并没有做好标点、做好注解，我们要面对的是大量的原文，也就要求我们有一定的阅读古文的能力。《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学了一年，要看你有没有学好，就考查你离经辨志的本领怎么样。所谓“离经”，郑玄注：“离经，断句绝也。”就是给古文断句。不能断句，就表示你没有读懂，或者没有读通；而断句有差，就会导致文章意思南辕北辙。所以在研究生阶段，我们必须要训练自己有比较强的对于古代的文献进行准确断句的能力。此外，还要注意诗词格律的问题，它是古代汉语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南大，曾有一个硕士生同学来找我，说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里有一首苏东坡的七言律诗前后押的韵不一样，转韵了，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可能，七言律诗一定是一韵到底。我把那本书拿来一看，原来是《宋诗选注》的初版本。这个版本是竖排，排在一起的实际上是两首七言绝句，正好二十八个字一排，到头就换行了，诗题中也没有注出“两首”，他就误以为是一首七言律诗。我想，如果这位同学有比较扎实的古代汉语知识，学过一些诗词格律，一眼就能看出这不是七言律诗，它中间两联不对仗，还转韵，这肯定是两首绝句。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文言文的水平。

然后是外文。也许有些从事我们这个学科的同学比较轻视外文，说外语跟我们的学科关系不大。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任何学术都是具有国际背景的。古典文学，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整个汉学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我们中国的学人在研究，外国的学人也在研究，他们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当然主要是用外文发表，比如，日本的汉学研究，美国的汉学研究，都是不可忽视的。假如不懂外文，不太关注国外的文献，也就不知道国外的同行在做些什么、国际上现在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样就会使你的研究视野受到局限。当然，更长远的目标也许是要用我们的学术去影响国外，把我们好的学术传统、好的学术成果用外文的方式译介出去，推广出去。

第三，白话文也是重要的。同学们也许觉得白话文为什么还要提，我都读到硕士、博士了，难道白话文还过不了关？不是每个人都过关的。因为语言文字的表达，除了要文从字顺以外，我们还希望有更高的要求。大家在读先生的论文时，或者在读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这一类书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文章除了观点新颖之外，它的文字本身也是相当有魅力。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应该说都是美文。既然研究对象是美文，你写一篇论文来论述、分析这个美文，而你的论文本身却写得干巴巴的，毫无文采，你的研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或者说，其他人读了你的研究文章后，也许还没读到原典，就怀疑这个原典也许是不美的。所以，希望我们的论文能写得比较通顺，写得比较美。

第二，校雠学，或者说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学。校雠学是指导我们治学门径的一门学科、一种学问。也就是说，治学从什么地方开始，在确定研究方向以后，从哪些地方去找文献，找到资料以后怎么来考订这些资料本身的全、缺、真、伪的问题，那么，这一门课就是教给你具体的方法。我们研究一个对象，首先必须要掌握全面的材料。我们有时候对同学们的论文，特别对本科同学的论文，最不满意的就是还没有读过全部的作品，甚至只读了一小部分，就轻易地大发议论。当然，我们处理文献的时候，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可能还不是全或不全的问题，而是真和伪的问题。因为全或不全会使你的结论片面，但是真和伪的问题可能会使你的结论荒谬。因为古代文献中，白纸黑字的许多古书不完全是真的，它里面有大量假的、错误的材料，比如《全唐诗》。

在《全唐诗》第四百五十七卷，有这样一个诗人，叫牟融，他一共有六十九首诗。牟融生平无考，也没有什么材料，但是看他的文本，会发现蛛丝马迹。在《全唐诗》六十九首牟融诗中，标题上出现了一些其他中唐诗人的名字，比如，乐府诗人张籍，还有朱庆余等，像《赠张籍》、《答朱庆余》，诸如此类。假如有哪位同学选牟融做题目，根据这些题目来考证一下，可以确定他的生活年代是中唐，说他跟张籍等有交往，然后再分析他这六十九首诗的内容、艺术等等，敷衍成一篇论文。如果做了这篇论文，那么，你就大倒其霉了。为什么？你受误导了，原来唐朝根本就没有牟融其人。他是不存在的。可怎么会有一卷诗保留在《全唐诗》中呢？这是明朝人的伪造。清朝人批评明朝人，说他们一是学风空疏，还有一个就是“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为什么？他们乱造。他们造假的古书，真伪掺杂在一起，弄得莫辨真伪。牟融就是这样，他是明朝人伪造出来的一个唐代诗人。明朝文坛主张复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所以就有这样的不法书商，在明代诗人的中这里找一首，那里找一首，再把标题改头换面，本来是《赠某某》，改成《赠张籍》，等等，伪造了一个所谓的唐代诗人牟融。现在这六十九首所谓的牟融诗，都已由学者在明诗中全部找出来了。清朝编《全唐诗》的时候，没有仔细地辨别，就把他收进去了。这个问题学界已经证实了。湖南湘潭师范学院的陶敏教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全唐诗·牟融集>证伪》，已经把他证伪了。这样大的伪文本都收在《全唐诗》里，混杂在我们的古文献里，那么，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怎么能不对它进行一番文献学上的追问？如果不问青红皂白，不追究一下它的来源，不考证一下它的真伪的话，怎么能匆匆地拿起笔来写文章？所以，文献学的根底非常重要。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同学，一定要把这一个本领学到手，要会自己做一些考辨的工作。我的导师程千帆先生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观点，就是考据学的研究跟文艺学的研究要结合起来，他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批评要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之上，后来又说文献学和文艺学要相结合，也就是要特别关注你所研究的这个对象的文献真伪问题。

第三，要有比较广泛的阅读面。同学们读书千万不要只局限在跟自己论文有关的范围。这是一种最不好的读书方式。在研究生阶段，我们都主张晚一点选题，不要一入学就选题，一选了题，你就老是读和它有关的书。一开始还是要比较广泛地读书。关于治学，胡适之有一句名言：“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金字塔的根基太小的话，是建不高的，它要倒塌。一定要根基很大，才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读书也是这样。当年黄季刚先生还在北大的时候，北大的同学为他们的文科教授编了一首七言诗，给每一个人编了一句七言的话。黄季刚教授那句话最不好听，叫“八部书外皆狗屁”。就是说黄季刚只号召读八部书，这八部书最重要，其他都不需要读。这当然是歪曲了黄季刚的精神。但黄季刚特别重视八部书是对的。哪八部书？《毛诗》，也就是《诗经》，然后是《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再加上一部《文选》。这是黄季刚在北大时候最强调的八部书。这八部书一定要非常仔细地读，要读得滚瓜烂熟。当然实际上，黄季刚终身治学远远不止八部书，他甚至几次标点整部十三经。但即使是这八部书，里面也包括经部、史部、集部，唯一缺少的是子部，他后来到了中央大学以后，就很强调《荀子》和《庄子》，就是说，他经史子集的书无所不读。对古代文学的研究生来说，除了自己文学方面的书以外，也一定还要读一点思想史、史学方面的书。因为在古代，学术是混沌一体的，文史不分家，学术就是一个整体，而且这些学术都是触类旁通，互相有关联的。史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文学的文本发生背景，没有一些史学常识的话，如何能知道这个作品是在什么背景下写出来的。经学，或者思想史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作家的心态、思想状况。要是不了解这一点，又如何能分析他们的作品？也就是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要尽量地把面放得宽一些，千万不要只沉溺于自己论文的选题，这样会影响我们所能达到的深度。

第四，读书要读得熟，特别是一些基本典籍，要下狠功夫读。我很佩服朱熹的读书法。关于读书，朱熹有一个比喻，在他的《朱子语类》，就是他跟他的弟子们的谈话中，两次提到这个比喻。他说读书像煮东西，先要“大火煮滚”，然后“细火文煨”，就是烧开后要用文火、慢火来煨，而不能一直用猛火烧。具体地落实到我们的读书上面，就是第一步要猛读一阵，要比较广、多、快地读；第二步从中间挑出一些最重要的典籍，或者跟你的研究方向特别有关的那些重要的书，慢慢地咀嚼、体会。这两步缺一不可。没有第一步，你读书太少；没有第二步，你没有一本书是读得精的，对治学都是不利的。对一些基本典籍，最好能达到熟读成诵的地步。也许同学们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我们现在到了电脑时代，检索很方便，什么东西上网去一查就查到了。但电脑永远不能取代人脑，它只能辅助人脑。从电脑屏幕上搜索来的东西，并不是你的知识结构中的东西，它是临时性的、借来的东西，不属于你，只有熟记在心的，它才属于你。而属于你的那些东西，在你的胸中盘旋，你久久地体会它，就会产生联想，而一切学术的新观点都是从联想开始的。没有联想，就没有任何新观点。而电脑是产生不了联想的。

上世纪初，当敦煌文献刚刚发现的时候，古代文学研究界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我们终于读到了韦庄的那首成名作《秦妇吟》。但是，《秦妇吟》从北宋开始就失传了，因为韦庄临终前，在遗嘱中交待弟弟韦蔼，给他编文集不许收《秦妇吟》，没有收也就失传了。到了20世纪初，敦煌洞窟里发现了一个卷子，这个卷子没头没尾，既没有作者，也没有标题，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文本是什么，后来这个卷子辗转到了王国维手中。王国维一看就大喜，说这就是《秦妇吟》。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卷子，而王国维一看就知道是《秦妇吟》？原来这个卷子中有两句话：“内府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秦妇吟》是写黄巢的起义军攻破长安以后的那种残破情形，里面有两句描写当时长安的整个内府都被烧掉了，“烧为锦绣灰”就是指里面堆藏的锦绣都化为了灰烬，“天街”就是长安的街道，“踏尽公卿骨”，唐朝的那些公卿都被杀死，尸骨抛在街道上。而王国维记得在五代西蜀词人孙光宪的《北梦琐言》里记载过这两句诗。正因为王国维读书读得熟，记得牢，所以一看见敦煌卷子后，马上认出这就是《秦妇吟》。然后才有陈寅恪先生研究到底为什么韦庄不愿意收录《秦妇吟》，才有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假如没有第一步，没有王国维因为读书广又记得熟的话，这后来的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可见，记诵是相当重要的。

以上四个方面我把它概括为两个字，就是“功底”。大家要尽可能地抓紧研究生学习阶段，来打好自己的功底。因为只有研究生阶段才是人生中最好的读书阶段。将来毕业以后，不管留校也好，做其他工作也好，你都不可能这么集中地读书了。

下面讲第二点“眼光”，我也把它分成四个方面来讲。

第一，治学要有怀疑的眼光。古人说读书有隙，读书善疑，就是读书要能够从字缝中间看出问题，能够产生疑问。朱熹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朱熹所以学问做得那么大，成为一代宗师，得益于他“好学深思”。他说：“某读书皆尝疑来。”只有具备怀疑精神，才可能发现问题。要是读了所有的书都信以为真，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发现不了问题，也不可能开展任何学术研究。

朱熹就非常敢于怀疑、善于怀疑，比如《古文尚书》的问题。《古文尚书》从古代直到朱熹那个年代，都被认为是儒家经典。《今文尚书》是经典，《古文尚书》也是经典。朱熹却怀疑它不是原来的经文，不是先秦传下来的。他怎么会怀疑呢？当然，朱熹没有像清初的阎若璩那样用细密的考证来推翻它，他就是从感觉出发。他的一个基本的思路是，《古文尚书》是用先秦古文字写的，它应该最接近先秦的语言文字。而《今文尚书》是经过几代学者们的口耳相传，再用汉代的文字写下来的。按常理推测，语言文字越是距离我们近，越是容易懂；距离越是遥远，就越是佶屈聱牙、古奥难懂。也就是说，《古文尚书》应该比《今文尚书》更加古奥难懂。但朱熹读了以后发现恰好相反，《古文尚书》反而文从字顺，反而接近他当时的语言。所以他怀疑这不是原来面貌的《古文尚书》。他这种怀疑非常深刻，发现了学术史上一个绝大的问题。

当然，我们现代学者也有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的，比如复旦大学的陈尚君教授。陈教授做文献学是做得最好的。他前几年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我想，所有的批评史、文学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学史，在谈到晚唐文学思想，在谈到唐代诗学的时候，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不能不提的，但谁也不曾怀疑，更不认为会有什么问题。但陈尚君却提出一个观点，说《二十四诗品》根本就不是司空图写的，原来也不叫《诗品》。他认为这是明朝人的作品。当然，后来经过学界的反复商讨，现在比较多的学者认为是元朝人的作品。但不管是明朝、元朝，反正不是晚唐的，也肯定不是司空图的。那么，陈尚君怎么会怀疑的？复旦大学的郭绍虞先生著有《二十四诗品集解》，把后代有关《二十四诗品》的注释、批评等都收在一本书里。陈尚君读过这本书后发现，司空图是晚唐人，那么，《诗品》也应是晚唐的作品，但是在郭绍虞的这本集解中，所收的关于《诗品》的材料最早的是明代中叶。也就是说，在整个五代、整个宋代、整个元代、半个明代，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人提到过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而司空图并不是无名之辈，无名之辈也许大家没有注意，他是著名诗人，著名诗人写的一部作品，不但深刻，而且优美，为什么那么长时间都没有人提到过？他就开始逆向思维，提出怀疑，这是不是假的，是不是这本书根本就不是晚唐人的作品。然后他开始追索，追出来这样一个公案，写了这篇论文。所以，读书要善疑，就是读书的时候要深入思考，不要单纯地接受，而要主动地去读、去思考。

第二，选题的眼光。选题实际上是体现一种问题意识。对于研究生阶段的人来说，我们的选题有两重性。论文选题，除了注重学术价值以外，还要注意量的大小和难度的适中。

当年我们选题的时候，程千帆先生告诫我们说，不要一味地追求大，追求重要，太大、太重要的问题，你处理不来。他打过一个比方，说你们现在是初出茅庐的小猫，任务就是逮老鼠。假如你看见一只长得特别大的耗子，觉得这耗子很有价值，就扑过去一口咬住。但问题是，虽然咬住了这只耗子，可耗子比你还大，你拖不走它，它反而拖着你走。所以，选题忌太大、太难。根据自己的学力，经过一定的努力，用两三年时间能够完成的，这样的题目才程度适中。

在这一点前提之下，我们还要选有一定学术价值的题目。即使你选的是一个从没被研究过的唐代诗人，但这个诗人没有任何代表性，他在整个唐诗发展史上不形成任何轨迹点，他的存在没有多大意义，你的研究也就意义不大。所以，要选择比较有学术价值的题目。当然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先举个例子。程干帆先生一辈子写的论文并不多，但他有几篇论文的选题非常好，比如有一篇论文选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为题。应该说，《春江花月夜》自从王闿运评它为“孤篇横绝，竟为大家”，自从先生说它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自从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它是由初唐到盛唐那种“青春精神”的代表等以后，我们就很难措辞了。我看过不下三十篇关于《春江花月夜》的论文，意思都差不多，不停地重复，说不出多少新意。而程千帆先生那篇论文究竟好在哪里呢？他不作老生常谈。他发现，虽然今天大家都公认《春江花月夜》是名篇，是唐诗中的代表作，可是，自从张若虚写了这首诗一直到明代李攀龙把它选进《唐诗选》以前，却没有任何人注意过它，它也从来没有得到任何评论，也没有在选本中出现过。也就是说，这样一首杰作为什么长期以来被冷落了？而且，为什么在李攀龙把它选进《唐诗选》以后，后来就很多选本都选它？大家对它的评价也越来越高？程先生追究的是这个问题。他通过一首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之变迁来考察文学史上观念变迁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新的角度。老的题目，已经研究得比较多的题目，只要换一个新的角度，它就会变成一个新的题目。这就是选题的眼光。

第三，普查文献的眼光。我们要培养尽可能掌握整个学术界的完整动态的眼光。眼光不能局限于一个角落，不能只看《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是否发表过这方面的论文，还得看看所有其他的学报、刊物，甚至还要看看国外的。也就是说，选题时候，每选一个题目，一定要注意到关于这个题目，学术界已经产生了哪些成果，学者们已经进行过何种思考，得出过何种结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接着来思考。

古代文学是一个传统性非常强的学科。可以说，我们一切有研究价值的问题都已经被研究过了，很难说一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还完全没有被人碰过。一个完全新的、处女地的矿藏是没有的，都是人家开采过的。要在人家开采过的这个矿里继续开采出有价值的矿物，我们就一定要全局在胸，要对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了解。要是不关注的话，也许我们辛辛苦苦经过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却与学界已有的成果撞车，甚至完全一致，这个时候，人家会怀疑你是剽窃，至少说你是毫无独创性。

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程干帆先生还在招研究生，有一年有个东北的考生来投考，那个考生基础很不错，也发表了几篇不错的论文。但程先生看了他其中一篇论文以后，就决定不录取他。那篇论文写的是北宋初期的诗人王禹偁跟西昆派的关系问题。当时的文学史有这样一种表述，说王禹偁矫正了西昆派的不良倾向。西昆派脱离现实，不太关注社会，过多地关注典故，从书本文献中去找题目，等等，而王禹偁则用他的写作纠正了这种不良风气。那个考生发现，在《西昆酬唱集》编成的时候，也就是西昆派形成的时候，王禹偁已经去世了，也就是说，王禹偁的写作年代要早一点，所以他不可能来矫正西昆派，而只能说他代表了一个不同的写作倾向而已。但是，程先生看了这篇论文以后说：“这个学生不关注学术界的现状，不了解学术界的动态。”他的这篇文章是发表在东北某师院的学报上，就在他这篇文章发表的两年以前，学界已经有一篇同样题目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题目一模一样，结论也差不多，而且人家还早两年发表在一个重要的刊物上，他却完全不看，不了解学界的现状，自己闭门造车。程先生还说，由于这位考生年龄比较大，再矫正这种倾向也比较难，所以不愿意招他。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告诫我们要关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在学界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第四，关于方法的眼光。就是解决一个问题，要选择什么方法来解决。方法不是用得越多越好，也不是越新越好。方法本身的好与坏，主要体现在方法对于研究题目符合不符合、恰当不恰当。

朱熹在《朱子语类》谈到治学方法，说有的人用车子装着一车兵器，十八般武器都装了，一会使枪一会使刀，一件件地轮换着来用，但是我只用寸铁——一寸长的一把小刀就可以杀人。也就是说，只要击中要害，很小的武器就能发挥效用。对于学术研究也是一样，现在我们的研究生总认为，在古代文学这门传统学科，凭功底，我们肯定比不过老一辈的先生。比如十三经，我们读一遍就不错了，但老一辈学者十三经正文全部背过，从头到尾倒背如流。可倒背如流在乾嘉学者看来并不算学问，乾嘉学者是十三经注疏也背下来。这样的功底我们是没办法达到的，肯定不如老一辈学者，而我们要做学术，又想要把学术往前推，该怎么办？大家就关注新方法，用老一辈学者不知道的方法，这样肯定能超过他们。很多同学对方法倾注过多的热情，总以为只要有了很好的新方法，就像神魔小说里的法宝一样，一下制敌于死命，旧题目就做出新意来了，而不知道方法的实际意义是有限的。

方法一定要跟你的研究对象契合、适用。如果不适用，这个理论再时髦、再深奥，都是没用的。我们在读前辈学者的论著时，比如、陈寅恪、王国维的书，我们要学些什么？接受他现成的结论？不是。大家看一看剑桥版的隋唐史，里面到处在驳陈寅恪，好几处都说他不对。为什么？学术在进步，观点也在不停地更新。读老一辈学者的著作主要是从中吸取方法论上的启发。比如，比较喜欢用新方法的王国维，无论用尼采，还是用叔本华，他都不是直接地引用别人的若干话、若干结论，而是采用那种观察问题的视角来思考我们传统的东西。同样，先生在研究《诗经》、《楚辞》的时候，也用了大量国外的神话学、民俗学方法，可他几乎没有引用任何人的著作，而只是借其方法，学其精神。总而言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掌握好，研究问题就好；工具不对头，往往是方凿圆枘说不到点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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