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杨宪益与翻译的智慧
文 | 叶匡政
杨宪益老先生2009年11月23日辞世,走时95岁高寿,功德圆满。这是一个满腹诗书、性情奇崛的汉子，一生受过牢狱磨难,也享有跨洋挚爱,讲过酒话,也留下真言。他有名士的风流与淡然,更有知识分子的独立和清醒,尤其75岁之龄的行止,让很多晚辈都自感汗颜。
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爱情传奇,一直为世人称颂。我想,他们能连袂完成如此海量的中译英工作,爱情肯定是最重要的动力。他们近半个世纪都在一起工作,翻译了从《史记》到《红楼梦》等百余部古典文学作品,没有深沉的爱,做到这一点是难以想象的。杨宪益常自谦说,他的爱人才是真正的翻译家。正是这位可爱可敬的英国淑女,让杨宪益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翻译之路。
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爱情传奇,一直为世人称颂。
戴乃迭全身心融进了中国文化,她不仅能写作文言,还练就了一笔小楷。读过杨宪益妹妹杨敏如写嫂嫂的文章,曾泪流满面,她说嫂嫂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谢谢”。,每餐接过窝头菜汤,也没忘记对看守说一声“谢谢”。戴乃迭10年前离世,杨敏如在文中对嫂嫂说:“我要替我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如今,杨宪益与戴乃迭又能在天堂相伴了。
至今犹记《奥德修纪》
如今媒体论及杨宪益,谈的多是他中译英的工作。我最早读到他翻译的作品,却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奥德修纪》。
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在整个1980年代,大多数诗人作家,都是读西方文学作品起步的,翻译者在我们这代人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我们嘴边常常念叨朱生豪、罗念生、草婴、王央乐、赵萝蕤、傅东华这些翻译家的名字,与作家完全享有同样的尊敬。可能对语言天生敏感,那时候,诗人们在一起交流最多的,也是对同一作品不同译本的比较,会把自己读到的最好译本,第一时间推荐给朋友。记得我少年时代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一首诗的不同译本放在一起细细比较,借此体会汉语表达的微妙之处,那其实也是一种语言训练。
读了一段西方现代派文学后,我很快发现了古希腊文学这个源头,《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语言的纯正与宏大气息,非常吸引我。我由此知道了杨宪益、罗念生这些翻译家的名字。周作人也是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大家,但在那个年代我们并不知道。对希腊文学译本,记得当年我心目中的名单是,杨宪益的《奥德修纪》、罗念生的古希腊戏剧,而《伊利亚特》读的是傅东华在1950年代出的一个极老的版本。
杨宪益译的《奥德修纪》我非常喜欢。
我数度搬家,手边还保存着上海译文社1979年版的《奥德修纪》。封面被牛皮纸糊上了,这是我当年从一家小图书馆以10倍的价钱赔付出来的。过去没有复印机,这几乎是我们获得绝版书的惟一方式。翻开发黄的书页,依稀能感受到那个年代读到这些文字的欣喜。那时,我对一切陌生的表述都充满了好奇和热情。
杨宪益译的《奥德修纪》,并不是诗体版,但我非常喜欢。后来,翻阅过一些诗体版翻译,感觉都不如这个版本简洁、用语中国味,也容易阅读。说起来,诗歌在原文中的音乐性和节奏,是无法通过翻译表达出来的。有时候,硬要用中文节奏去迎合原文节奏,如果译者又未经过专业诗歌训练,对中文诗性理解深浅不一,反而容易破坏原诗的美感。荷马史诗原文,是用音节来实现格律的,并不用尾韵,这种格律如译成诗体,在中文中极易变成整齐的豆腐块,反而会非常难看。而散文体翻译,更能呈现出荷马史诗的凝练。从这个译本可以看出,杨宪益即使对诗体的翻译,也是有自己明确主张的。
中国没有翻译哲学
上个世纪,中国虽然诞生了很多翻译大家,但在翻译理论和翻译研究上,几乎没什么建树。很多像杨宪益这样的翻译大家,只是埋头于翻译作品本身,并没有把他们对于文学翻译的很多理想和经验,用理论总结出来。这是翻译界的一大损失。在中国,翻译一直未被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或依附比较文学,或寄生在语言学内。翻译家虽在读者中享有一些声誉,但其实他们翻译工作的成就感还是相对很弱的。这也是近年来,文学翻译衰落的原因之一。
坚持“信、达、雅”翻译理论的杨宪益。
至今翻译界提的最多的理论,还是严复所说的“信、达、雅”。因为缺少对翻译家角色的理论认知,很多译者只有独自在黑暗中摸索很久,才会形成一些自己的经验。而这些经验随着译者的老去或离世,也很快消散掉了。今天的文学或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人们平时接触最多的还是各种翻译的西方文献。
虽然近几十年来,有大量的西方文献被译成了中文,但由于没有一个相对主流的翻译观,使得今天的翻译界充斥着大量伪劣的译本。一方面译者的汉语功底和领悟力差,使得大量的翻译根本违背了汉语言的习惯,生译硬译比比皆是。如今人们常感到现代汉语变得越来越僵化、丑陋,其中一个罪魁祸首,就是那些伪劣和没有文化操守的翻译文本。
在大多学术模式源自西方的今天,翻译家的素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母语的素质。现代以来,学者们也有过一些对翻译的见解。比如较早的,鲁迅认为翻译须兼顾两面,一是要“力求其易解”,一是要“保持原作的丰姿”,傅雷其后提出“神似”论,钱锺书也有过“化境”的主张。这些观点虽然已把翻译看作了一种与文艺美学相关的范畴,但并没有派生出与其相关的方法论,或更为系统的哲学和价值层面的认知。
《杨宪益自传 》，。
对于翻译必须达意、传神、符合本民族的语言习惯而显得自然,大概在目前翻译界已形成共识。但对如何做到两个语种中的信息对等及读者的反应相类似,翻译者却很少想到。由于不同的语言语法与风格完全不同,要做到对等翻译是完全不可能的。比如歧意语、双关语就极难在翻译中传达,包括由于风俗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对一些话语情境的理解,包括语言的节奏和音乐感,要在翻译中传达出来,都是极需要智慧的事。至于在翻译中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策略,尽可能弱化翻译文本对本民族文化和语言的侵害,翻译者们却更少想到。
杨宪益译本的文化策略
杨宪益和戴乃迭最著名的译本,就是《红楼梦》了。《红楼梦》英文全译本,除了杨戴本外,还有一种译本是英国的霍克斯在1973年的译本,由美国企鹅出版社出版,该版本译为《石头记》。在对一些容易引起理解歧意的地方,霍氏译本采用更多的方法是意译,所以他的译本非常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在英美世界影响力很大。杨戴译本更多地采用的是直译,一般人多以此认为他们的译本只适合中国人来读。其实,这正是杨宪益的高明之处。
杨宪益和戴乃迭最著名的译本,就是《红楼梦》了。
今天的译者,多把翻译只看作两种语言间的转化,其实远非如此,它更多是两种文化间的互转。是把一种文化所特有的生活风俗、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等,用比较直接的方式翻译出来,引起另一种文化的惊异,并因此影响另一种文化,还是转化为另一种文化方便接受的语言与表达样式,使其成为那种文化的一部分?这是杨宪益和霍克斯在文化策略选择的不同。杨宪益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民族的文化完整地呈现给一个英语世界,并因此来影响英语世界的文化样式。而霍克斯的策略则为,如何最小程度地惊动本民族和读者的文化感受,把《红楼梦》转化成自身文化的一部分。
举几个小例子,大家就能感受到两种翻译上的不同了。比如《红楼梦》中常出现的“菩萨”一语,霍译用的是的“上帝”,杨宪益则保持原义。再如,中英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对“东风”和“西风”理解也完全不同,汉语中“东风”代表的是春风和暖风,而在英国“东风”指的却是寒风。“西风”在汉语中和秋天有关,英国人却喜欢用“西风”来指代春天。霍译考虑到本民族接受习惯,在译本把“东风”和“西风”做了置换。
最有趣的,是对《红楼梦》“红”的处理,这是贯穿原作的主要色彩。在我们文化感受中,“红”是和吉祥、喜庆、美女这样的理念连在一起的,而在英语思维中,“红”是和危险、暴力这些感受相关的。杨宪益用的是直译,霍克斯则故意避开了“红”字,甚至用“绿”来取代“红”。这曾引起过翻译界的极大争论。比如对“龙”的处理,对“碗”译“盘”的处理等,两者在很多细节上都显示出了差异。
杨宪益在家中。
由于近百年来,英语世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价值和文化标准,所以在中国翻译中,直译成为一种主导力量。翻译者根本不考虑中国读者的语言和文化习惯,一味突出的是文化差异,这使得中国文化即使在当下的汉语环境中,也成为一种弱势文化。可以说当下流行的翻译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显露的正是文化被殖民的迹象。而英美国家的主流翻译观,更倾向于意译,对原文多采用了非常保守的同化手段,。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在这些译文中被掩盖,文化的陌生感在其中被淡化处理,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霸权意识。
在这个问题上,杨宪益等一些老一代翻译家是有清醒认知的。所以杨宪益在翻译《奥德修纪》和《牧歌》时多采用意译,译文有很强的中国味,另一种文化的陌生感被减至了最弱,而在翻译《红楼梦》时,采用的却多为直译手法。在这点上,杨宪益先生显示了极高的文化智慧。
杨宪益、傅雷等很多翻译大家都逝去了,我唯一希望的是,这种翻译的智慧不要跟着他们一起消散掉。翻译界真的到了要警醒的时刻！
六根者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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