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渐行渐远的翻译大家

　　1933年，罗念生登船横渡大西洋，来到希腊，进入雅典美国古典学院，修读了雅典城志、古希腊建筑、古希腊雕刻、古希腊戏剧四门课程，成了第一位到希腊留学的中国人。他的足迹踏遍了希腊半岛的南北东西，游历了爱琴海上的大小岛屿。爱琴海上明蓝的天空，雅典城上环绕的紫色云冠，希腊人民的好客情谊，尤其是古代希腊留传下来的文化光华……都铭记在他的心中。

　　罗念生本在美国留学。然而去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太多了，罗念生很担心回国难找工作，不得不重新思索人生方向。

　　恰好在一堂欧洲文学史课堂上，教授詹姆森先生提及“冷门”文学，对古希腊文学评价极高。罗念生便尝试翻译了欧里庇得斯的古希腊原文《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成为他的第一部古希腊戏剧译著。

　　古希腊语是世界上难度仅次于印度梵文的一种语言。在古希腊语中，一个正规动词的变化就有四五百种。因此，学习古希腊语，只能靠死记硬背，没有语法，有时还要通过语句的头尾来判断是什么意思。

　　然而，古希腊很多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以古希腊最伟大的作品《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统称）为例，它使用的语言就是古希腊语。

　　内容深奥、典故繁多……这都是翻译和研究古希腊文学的困难之处，而罗念生却默默坚持了六十多个年头。

　　抗战时期，在四川乡下昏暗的油灯下，随时有飞机轰炸、到处躲警报、生活没有保障的日子里，甚至有时连一张必需的书桌都没有，罗念生却从未放弃对古希腊文学的研究，翻译了大批古希腊戏剧作品，出版了《希腊漫话》、《芙蓉城》等散文集，以及古希腊悲剧《特洛亚妇人》等翻译作品。

　　外国学者称他是遨游在天书中的人。罗念生在翻译上追求“信、达、雅”兼顾。忠于原文、质朴典雅，注释详尽。在把诗体原文用散文译出时，不失韵味。他的翻译不仅数量多，而且文字讲究。他为统一古希腊专用名词的译音，撰写出一种比较合理的对音体系。这个译音表自1957年以来，已被文学出版界所采用。

　　罗念生去世前，心里想的还是翻译《荷马史诗》，按说这部史诗他早应该翻译，但是他认为自己的知识还不够，还没有资格，因此他等了几十年，晚年才开始翻译。很遗憾的是，命运却不给他时间了。

　　罗念生先生逝世后，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了他的《全集》十一卷。在他百年诞辰纪念时，他生前致力编纂的《古希腊汉语词典》终于面世。

　　罗念生生前希望他的遗骨一部分安放于他的祖国北京，另一部分能撒在他的第二故乡――希腊的爱琴海上。希腊朋友非常尊重罗念生的遗愿，他们不同意将骨灰撒在海中，决定将以隆重的葬礼，把他的遗骨安葬于古希腊的发源地，阿波罗神庙所在地――德尔菲市的帕尔纳索斯山中，欧洲文化中心的花园里，以永远纪念这位为古希腊文化献身的东方学者。

　　在中国的民国翻译家中，有这么一位奇人。他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赶赴国难毅然回国入川。同他一起回国的，竟然有一位英国太太。两人在英国相识，因对中国传统文学共同的爱而结缘，最后一起翻译出了《红楼梦》。他就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杨宪益出生于贵族世家。他的祖父当过淮安知府，八个儿子都留学国外。杨宪益的父亲留学归来后，成为了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金融家之一。进入私塾后，杨宪益每次考试，都考第二，从不考第一。老师说，你稍微读一读书就会考第一了。杨宪益却认为，考第二还是第一都没什么区别，能多看书才是真的。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性格，杨宪益的译文既不失严谨又生动活泼，这种风格最适合翻译中国明清小说。

　　杨宪益的爱侣戴乃迭女士，是他在牛津的同学。戴乃迭，1919年生于北京一个传教士家庭。7岁时返回英国，进入教会学校。1937年考入牛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后转攻中国传统文学。杨宪益和戴乃迭在牛津相遇，因兴趣相投，逐渐走到了一起。杨宪益晚年回忆说,他爱戴乃迭,除了为她惊人的美丽所吸引外，还发现她有一颗质朴的心。她清新脱俗,没有英国上流社会女孩常有的虚荣与势利,这在“中国上层的小姐们之中也很少见”。因为戴乃迭热爱翻译，杨宪益也不做它想，夫妻俩双宿双飞的做了一辈子翻译。

　　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牛津入学考试。他在牛津的师兄钱锺书则认为，杨宪益是当时在牛津为数不多的十几个中国人中，“唯一还可以谈一谈的”。24岁时,他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之后的成就更不必说。杨宪益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与夫人合作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和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先秦散文到现当代作品，杨宪益夫妇联袂翻译了共百余种作品近千万字,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杨宪益著有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中文本于2001年出版。

　　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杨宪益是继季羡林后获得该奖项的第二位翻译家。有人说他“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杨宪益在翻译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和夫人一起，翻译出了《红楼梦》。上文所述的翻译家都是外文翻译成中文，而杨宪益的成就，则是将中文向国际输出。他选择了《红楼梦》，这本被很多人看做“不可译”的小说。

　　翻译《红楼梦》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曹雪芹在原著中采用了大量的比喻、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一个中文环境长大的人都不见得能够懂得全部的意思，何况翻译给外国人看了。当时，流传甚广的《红楼梦》译本是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

　　总的来讲，杨宪益的翻译风格是充分还原原文中的信息，最大程度忠实于原文。对于《红楼梦》中的很多双关语，杨宪益采取了直译，然后注释的方法。如对“王仁”这个人名的翻译，中文读者知道它代表“忘仁”。杨宪益译作：WangRen(forgettinghumanity)，而霍克斯则仅仅翻成WangRen。对于书名的处理，杨译本直译为"ADreamofRedMansions"，霍译本为"TheStoryoftheStone"，前者原汁原味，后者避开了西方人不易理解的“红楼”的意象，换为“石头”，是一种妥协。时至今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红楼梦》译本，仍是西方学者了解该书最重要的译本。

　　杨老好烟好酒，也爱交朋友。作家李辉跟他私交甚好。李辉说:“他走了，对于中国的翻译界是一个遗憾。”据朋友们说，杨宪益晚年虽然在朋友的陪伴下也很快乐，但是自从夫人走了之后心情一直不太好，常常一个人喝闷酒。杨宪益还是一个性情散淡而豁达的人，像这样的士人已经很难找到了。

　　丰子恺在《漫谈翻译》谈到他对翻译的理解：“有一个必要条件，便是必须翻译得又正确又流畅，使读者读了非但全然理解，又全不费力。要达到这目的，我认为有一种办法：译者必须深深地理解原作，把原作全部吸收在肚里，然后用本国的言语来传达给本国人。用一个譬喻来说，好比把原文嚼碎了，吞下去，消化了，然后再吐出来。”

　　丰子恺于1921年初春的时候前往日本学习艺术，他对于文学的兴味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根据丰子恺后来回忆道“记得我青年时代，在东京的图书馆里看到古本《源氏物语》。展开来一看，全是古文，不易理解。后来我买了一部与谢野晶子的现代语译本，读了一遍，觉得很像中国的《红楼梦》，人物众多，情节离奇，描写细致，含义丰富，令人不忍释手，读后我便发心学习日本古文。我记得我曾把第一回《桐壶》读得烂熟。起初觉得这古文往往没有主语，字句太简单，难于理会；后来渐渐体会到古文的好处，所为‘言简意繁’，有似中国的《论语》、《左传》或《檀弓》。当时我曾经希望把它译为中国文。”

　　《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涉及三代人，，经历70余年，出场人物440多入。丰子恺在翻译这部日本古典文学巨著时，使用了一种特殊的风格，类似我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全书共五十四回，并根据中国章回小说的习惯，常用“话说、却说、且说”等语。例如在第八回《花宴》中，“且说那个朦胧月夜的小姐，回想那晚间的迷离春梦，不胜悲叹，心中怀着无限思量。”

　　《源氏物语》中穿插近八百首和歌，丰子恺为了准确传达日本小说中和歌的意蕴，他常用中国古代诗歌的七言两句或五言四句进行翻译。翻译时不按照原文的行数与韵律，不拘泥于词和句；强调译诗要传神，不硬搬日文原诗的格律；如：第二回《帚木》中一句：群花历乱开，烂漫多姿色。独怜常夏花，秀美真无匹。

　　用这种中国诗的传统写法来翻译日本和歌，不拘泥于原诗字句和格律，使译文更加生动多采，读起来流畅，仿佛进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

　　丰子恺于1961年开始翻译《源氏物语》，经过四年才完成，，一时洛阳纸贵。而由于丰子恺年轻是对《源氏物语》的阅读和理解以及其自身的国学根底，再加上在日语及中日文学都十分精通的钱稻孙、周作人等人的帮助，“丰译本”一出版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不仅是国内第一本《源氏物语》的全译本，而且也是印量最大的。

　　20世纪40年代末期，杨绛的兴趣转向了翻译。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绛翻译的《1939年以来英国的散文作品》，成为杨绛最早期的翻译作品。

　　1957年，杨绛接到翻译《唐吉诃德》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精通英语法语的她找来五种英法译本，仔细对比后，觉得译本代替不了原著。于是，近六旬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1961年才着手翻译，这是中国直接从西班牙语翻译的第一个译本，1978年人文社出版。。至今印了68次，售出98万套。

　　由于自己有大量的创作经验，杨绛的译文非常注意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度，逐渐形成了自成一格的翻译风格。而且，她还认为，读者对译本的要求，不仅是要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他们也不希望译文与本国语言差别太大。因此，杨绛的译文幽默诙谐，十分注重描摹细节。

　　如果说钱锺书的“化境”论是从理论上为翻译开创了一种理想境界的话，那么杨绛的“点烦”论则是从实践上为翻译开辟了一条可行之道。

　　《堂吉诃德》的译文，起初译出八十多万字，后经杨绛认真的‘点烦’，才减到七十多万字，这样文字“明净”多了，但原义一点没有“点掉”。杨绛认为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又要为读者服务好，“点烦”掉十多万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

　　“点烦”二字是学识渊博的杨绛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那里借来的，“点烦”主张对文章要删繁就简，点掉多余烦琐的文字。后来著名史论家章学诚在所著的《文史通义》的《内篇》中，又重申了刘知几“点烦”的观点，强调在史学编纂中应予重视。原来杨绛把史学编纂中的“点烦”要求，扩展应用到译文的处理上了。只有杨绛这样中外文兼优的“两栖”学者才知道并主动加以应用。

　　“点烦”的目的是使译文明快流畅、洗练净洁，但却是一道艰巨而细致的工序，运作起来必须格外“留神”。首先，不能因为点烦而“走失原文的语气”；其次，不能因为点烦而“忽略原文的风格”。换言之，就是要做得恰到好处，正所谓：点去一字不嫌其少，留下一字不厌其多。

　　提到中国近现代翻译史或者民国的翻译家，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就是傅雷。稍微年轻一点的读者，知道傅雷多半是通过《傅雷家书》，这部感动了数百万中国人的书信集其实和翻译没多大关系。说到傅雷的翻译成就，作为法文翻译的巨人，他一生共翻译了33部共600万字的作品，他让中国人认识了罗曼罗兰、伏尔泰、杜哈曼、梅里美等人物。人们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傅雷不仅是个“文艺家、翻译家”，，知识分子和心理学家”。很显然，翻译不是简单对语言的转化，必须表明文化立场、文化的视野和对文化的追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傅雷是难以逾越的，翻译不仅是简单的文字转换，它作用于文学，作用于文化的意义不可忽略。翻译是打开外面的世界，通过文化交流，丰富自身世界的一种渠道。

　　当代翻译家罗国林在谈到傅雷时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他最好、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品，当然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因为这本书先出了中译本之后又出了修改本，应该是他最好的作品了。从书的内容看，他翻译讲究的神似而不是形似，虽然傅雷关于翻译的理论不多，但‘重神似而非形似’是他最核心的观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傅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真正做到了这点，可以说是傅雷最好的作品。”翻译家许钧也认为，“傅雷的译文不仅译出了作品的文字，还译出了作品的生命。”

　　举个例子，在《约翰·克里斯朵夫》当中有一句话，原文是“他自己感觉是个被误认的天才”，傅雷把这句话翻译成“他自己感觉怀才不遇”，这就没有硬要按照原文来译，而是用了中文的成语。曾经有人看过后，认为傅雷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意思有细微的改变。但拘泥于原文的译文是没有生命的文字，用中文的成语恰当地对原文进行润湿，往往会让译文更加神似。

　　另外，傅雷在翻译中还讲究用字不重复。比如在原著中两次出现表示“难过”的法语单词，他却在译文中用“悲哀”和“苍凉”来区分。法语中对“难过”不像中文分得这么细，但傅雷通过自己仔细的阅读和精心的体会，准确体现了两种心情的差异。什么心情用什么字，很有讲究。

　傅雷之于中国翻译史的意义，在于他将整个法文的翻译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他的翻译质与量并重，至今无人能够代替。今天，也许有人会说有的译本在某些细节的翻译上，在准确程度上超过了傅雷译本。但论综合成就，论法文原文在中文意境中的重现，仍然没有任何人成就超过了傅雷。

，正值抗日战争时期。那时，，被日本人讥笑为文化落后，。

　　“很多人不相信，这部优秀的译作是一个从来没有出国过的人翻译的。”朱生豪一生，北面没有过长江，南面没有过钱塘江。而且，手上只有两本英文词典。

　　因为时事纷乱，朱生豪的译稿两度在战事中被毁，不得不从头来过，更要命的是经济上的压力。1944年12月26日，得了结核病无钱医治的朱生豪终于被疾病击倒。剩下五个半历史剧还没有译完，就撒手人寰。他最大的遗憾是“早知一病不起，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

　　但是，他用他短暂的生命，，。

，他的译本的最大特点是文句典雅，译笔流畅，好像是高山飞瀑，一泻千里，读之琅琅上口，绝无佶屈聱牙之弊。，，而现在的人翻译一个剧本难以看翻阅十本书。，消耗的是他22岁-32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非常了不起。现在一些人都是老得不行才去翻译，以为有经验了，。

　　对于文学爱好者，特别是外国文学爱好者说来，一提到巴尔扎克，就自然会想到傅雷，，就自然会想到朱生豪，一提到托尔斯泰，就自然会想到草婴，一提到福克纳，就自然会想到李文俊，而一提到契诃夫，就没有不会想到汝龙先生的。

　　汝龙先生是我国翻译契诃夫小说的专家，他的英文和俄语都是自学的。他最大的成就是以个人之力，花费毕生精力，几乎翻译了契诃夫的全部作品。早在1952年他就出版了25卷本的契诃夫作品选集。契诃夫那种感觉——那种悲悯的、轻灵的、忧伤的、精微的感觉只存在于汝龙的字里行间。还有一种俏皮、聪明、绝妙的短句子，也非汝龙不可。感觉的事物只能感觉到，尤其是对于契诃夫这种凭感觉写作的作家，只有能够神会到作家特有的感觉的译者，才能去译，否则一伸手就全乱套。

　　汝龙还译过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库普林的《石榴石手镯》，也都译得十分出色，但在人们的印象中他还是契诃夫的专家。正如巴金所说：“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诃夫身上，他使更多的读者爱上了契诃夫，他的功劳是介绍了契诃夫。”

　　汝龙的契诃夫，专业到了极点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一家出版社想出版契诃夫的作品，因与翻译契诃夫作品的专家汝龙谈不拢，便绕过汝龙，邀请了一些俄文专家，试译契诃夫的《套中人》。大家全都译这篇小说，为了看谁译得好。结果没有一人能够把契诃夫的味道译出来，最终还得去找汝龙。好像唱《失空斩》，只有马连良才是孔明的味儿。

　　其实，在汝龙先生之前，已经有许多人翻译过契诃夫。包括把契诃夫当作最为喜爱的作家之一的鲁迅先生本人以及周作人，、耿济之、曹靖华、金人、张友松、赵景深、王西彦、彭惠、徐培仁、荆斯勋和华林等人。汝龙先生翻译契诃夫虽然起步较晚，但却成绩最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在不容易也算相当幸运。

　　王永年的身份有很多，但他最为人所知的就是翻译家，他大概也最爱这个身份——据说，晚年的王永年深居简出，翻译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停下：当博尔赫斯的诗歌、小说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无数次被年轻人心怀忐忑地翻开，王永年作为译介者便又一次成为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之间的“灵媒”。

　　他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外语；他翻译的欧·亨利系列小说出版多种版本，备受英美文学研究者的好评；他从意大利原文翻译《十日谈》、《的解放》，是中国从原文翻译《十日谈》的第一人；《博尔赫斯全集》中绝大部分的篇章都译自他的笔下；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则让美国嬉皮一代上路的冲动再次催促了无数中国年轻人。

　　王永年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旧上海长大的他，中学时代就掌握四门外语，王永年16岁上的是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张爱玲也在圣约翰听过课，他们在一个班念过英文课。，但作为一个单纯的翻译者，他反而在时代的厄运中阴差阳错地寻觅到一方栖身之地。回首那段幽暗的岁月，王永年感慨不已：，我过得挺安稳的。不是运气好，是人好啊！”

　　在王永年的观念中，翻译仅仅是一种职业，没有那么神圣和高贵，他不愿意将翻译工作的意义过于拔高。

　　对于王永年译笔的特点，有人总结说“没有匠气。他的汉语修养很高，翻译最明显的特点是准确、通俗，不会转文。这可能和他新闻记者的工作有关，他最注重的是‘信’，你风格再明显，如果没有准确为基础，就离原作比较远。”

，王永年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他曾将“通顺”作为一生翻译的标准。平实而不事张扬的翻译风格也成为他的最大特色，但也因此，他失去了许多过于追求文字快感的读者。

　　王先生眼界较高，是传统的职业翻译人的代表。他1947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以后，在上海译文社的前身新文艺出版社做过短期的编辑，后来一直做翻译。，对外国文学也有很高见解。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能翻译博尔赫斯的作品，而且，《博尔赫斯全集》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他翻译的。。他从拉美的学者、作家那里了解到，博尔赫斯深受推崇，因此他较早地知道了博尔赫斯在拉美文学中的地位。

　　关于《博尔赫斯全集》，每过一段时间总会有人跳出来说王永年翻译得不好、不够美，但好在博尔赫斯的作品本身并不侍奉“美”这个东西。真正懂得书的人会明白，读博尔赫斯是一生的事，忽然活过某一岁，就会明白，王永年笔下的博尔赫斯，是最隽永的。正如卡尔维诺在阅读博尔赫斯的时候发现了某种简洁写作的诗学，比冗赘优越，比精炼更精炼。而作为一个追求准确的翻译者，王永年的译作注定不会以畅销作噱头，他说：“有的人翻译的东西就疙疙瘩瘩，我不会。”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的马爱农是王永年译的《欧·亨利小说全集》一书的责任编辑。她回忆说:“王先生为人谦和，总是一副文质彬彬、面带微笑的样子。”

　　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王永年在2002年译完的《欧·亨利小说全集》，共计一百五十万字左右，厚厚的四本，收入了欧亨利的所有小说作品，并加了详尽周到的注释，是国内最全的欧亨利小说译本。

　　马爱农认为，王永年对欧亨利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和文学价值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对欧亨利小说中所表达的夸张、嘲讽、风趣、诙谐、机智的幽默等情绪，都用生动形象的语言传达了过来。“王先生在一篇谈文学翻译的小文里曾说，‘翻译就像是拉家常，一手拉着作者，一手拉着读者，帮助双方进行交流。’这番朴实无华的话，揭示了优秀的文学翻译的精髓，无怪乎他的译文那么忠实自然，毫无矫饰或浮夸的成分。”

　　最令人感喟的是，2006年应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翻译《在路上》时，王永年已经八十多岁。基于老一辈人的老派价值观，王永年必是不喜欢凯鲁亚克以及“垮掉的一代”的，而这个年龄翻译一本荷尔蒙如此旺盛的书，到底是一种奇缘还是痛苦，我想它们之间也并不矛盾。《在路上》新译本出来后，很多人吐槽觉得不好，认为不如文楚安早年的译本，但王永年仍然赋予这本书一种独特的气质：那并不是瞬间勃发的激情，而是一种经过克制、压榨和晾晒之后的热烈。他的译笔严谨而精美。比如第十二章写到萨尔到了一个小镇特雷西，“落日留下长长的影子，一片血红……天色很快就暗下来了，葡萄色的黄昏，紫色的黄昏。笼罩在柑橘林和狭长的瓜田上；太阳是榨过汁的葡萄紫，夹杂着勃艮第红，田地是爱情和西班牙神秘剧的颜色。”面对这样的句子，除了觉得惊艳，似乎再找不出别的词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