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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翻译了整个世界!

2023-05-18 23:00:13

内容来源:凤凰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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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梁启超在《论译书》中说:“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


自鸦片战争,翻译从非主流的“杂学”转变为具有较高学术、。由此,从西方先进知识开始,各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宗教、哲学、,乃至于文学著作,经一批民国翻译家之手,陆续进入中国,以开拓民智。




中国近现代翻译界,经历了从“善译”,到“信、达、雅”,再到“宁信而不顺”等种种理论上的进化和争议。在此种学术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民国翻译家,多数已经谢世,那个以“强国”为翻译宗旨的时代渐行渐远。


我们越来越怀念翻译前辈以及他们翻译的书。前辈们已经将许多世界名著译出,供我辈分享。他们往往学贯中西、才气纵横,以一种魔术般的“通感”,完成文学翻译这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同时又隐匿于文字幕后,为作者作嫁衣,为读者开路,有着成人之美的君子风范。


罗念生——古希腊 


他搬来了一座奥林匹斯山




1933年,罗念生登船横渡大西洋,来到希腊,进入雅典美国古典学院,修读了雅典城志、古希腊建筑、古希腊雕刻、古希腊戏剧四门课程,成了第一位到希腊留学的中国人。他的足迹踏遍了希腊半岛的南北东西,游历了爱琴海上的大小岛屿。爱琴海上明蓝的天空,雅典城上环绕的紫色云冠,希腊人民的好客情谊,尤其是古代希腊留传下来的文化光华……都铭记在他的心中。


罗念生本在美国留学。然而去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太多了,罗念生很担心回国难找工作,不得不重新思索人生方向。


恰好在一堂欧洲文学史课堂上,教授詹姆森先生提及“冷门”文学,对古希腊文学评价极高。罗念生便尝试翻译了欧里庇得斯的古希腊原文《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成为他的第一部古希腊戏剧译著。


古希腊语是世界上难度仅次于印度梵文的一种语言。在古希腊语中,一个正规动词的变化就有四五百种。因此,学习古希腊语,只能靠死记硬背,没有语法,有时还要通过语句的头尾来判断是什么意思。


然而,古希腊很多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以古希腊最伟大的作品《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统称)为例,它使用的语言就是古希腊语。


内容深奥、典故繁多……这都是翻译和研究古希腊文学的困难之处,而罗念生却默默坚持了六十多个年头。


抗战时期,在四川乡下昏暗的油灯下,随时有飞机轰炸、到处躲警报、生活没有保障的日子里,甚至有时连一张必需的书桌都没有,罗念生却从未放弃对古希腊文学的研究,翻译了大批古希腊戏剧作品,出版了《希腊漫话》、《芙蓉城》等散文集,以及古希腊悲剧《特洛亚妇人》等翻译作品。


外国学者称他是遨游在天书中的人。罗念生在翻译上追求“信、达、雅”兼顾。忠于原文、质朴典雅,注释详尽。在把诗体原文用散文译出时,不失韵味。他的翻译不仅数量多,而且文字讲究。他为统一古希腊专用名词的译音,撰写出一种比较合理的对音体系。这个译音表自1957年以来,已被文学出版界所采用。


罗念生去世前,心里想的还是翻译《荷马史诗》,按说这部史诗他早应该翻译,但是他认为自己的知识还不够,还没有资格,因此他等了几十年,晚年才开始翻译。很遗憾的是,命运却不给他时间了。


罗念生先生逝世后,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了他的《全集》十一卷。在他百年诞辰纪念时,他生前致力编纂的《古希腊汉语词典》终于面世。


罗念生生前希望他的遗骨一部分安放于他的祖国北京,另一部分能撒在他的第二故乡――希腊的爱琴海上。希腊朋友非常尊重罗念生的遗愿,他们不同意将骨灰撒在海中,决定将以隆重的葬礼,把他的遗骨安葬于古希腊的发源地,阿波罗神庙所在地――德尔菲市的帕尔纳索斯山中,欧洲文化中心的花园里,以永远纪念这位为古希腊文化献身的东方学者。


杨宪益——译介中国 


中西合璧的“神雕侠侣”


杨宪益和英国夫人戴乃迭


杨宪益夫妇所译《红楼梦》英文版


在中国的民国翻译家中,有这么一位奇人。他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赶赴国难毅然回国入川。同他一起回国的,竟然有一位英国太太。两人在英国相识,因对中国传统文学共同的爱而结缘,最后一起翻译出了《红楼梦》。他就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杨宪益出生于贵族世家。他的祖父当过淮安知府,八个儿子都留学国外。杨宪益的父亲留学归来后,成为了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金融家之一。进入私塾后,杨宪益每次考试,都考第二,从不考第一。老师说,你稍微读一读书就会考第一了。杨宪益却认为,考第二还是第一都没什么区别,能多看书才是真的。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性格,杨宪益的译文既不失严谨又生动活泼,这种风格最适合翻译中国明清小说。


杨宪益的爱侣戴乃迭女士,是他在牛津的同学。戴乃迭,1919年生于北京一个传教士家庭。7岁时返回英国,进入教会学校。1937年考入牛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后转攻中国传统文学。杨宪益和戴乃迭在牛津相遇,因兴趣相投,逐渐走到了一起。杨宪益晚年回忆说,他爱戴乃迭,除了为她惊人的美丽所吸引外,还发现她有一颗质朴的心。她清新脱俗,没有英国上流社会女孩常有的虚荣与势利,这在“中国上层的小姐们之中也很少见”。因为戴乃迭热爱翻译,杨宪益也不做它想,夫妻俩双宿双飞的做了一辈子翻译。


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牛津入学考试。他在牛津的师兄钱钟书则认为,杨宪益是当时在牛津为数不多的十几个中国人中,“唯一还可以谈一谈的”。24岁时,他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之后的成就更不必说。杨宪益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与夫人合作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和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先秦散文到现当代作品,杨宪益夫妇联袂翻译了共百余种作品近千万字,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杨宪益著有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中文本于2001年出版。


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杨宪益是继季羡林后获得该奖项的第二位翻译家。有人说他“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杨宪益在翻译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和夫人一起,翻译出了《红楼梦》。上文所述的翻译家都是外文翻译成中文,而杨宪益的成就,则是将中文向国际输出。他选择了《红楼梦》,这本被很多人看做“不可译”的小说。


翻译《红楼梦》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曹雪芹在原著中采用了大量的比喻、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一个中文环境长大的人都不见得能够懂得全部的意思,何况翻译给外国人看了。当时,流传甚广的《红楼梦》译本是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


总的来讲,杨宪益的翻译风格是充分还原原文中的信息,最大程度忠实于原文。对于《红楼梦》中的很多双关语,杨宪益采取了直译,然后注释的方法。如对“王仁”这个人名的翻译,中文读者知道它代表“忘仁”。杨宪益译作:Wang Ren (forgetting humanity),而霍克斯则仅仅翻成Wang Ren。对于书名的处理,杨译本直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霍译本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前者原汁原味,后者避开了西方人不易理解的“红楼”的意象,换为“石头”,是一种妥协。时至今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红楼梦》译本,仍是西方学者了解该书最重要的译本。


杨老好烟好酒,也爱交朋友。作家李辉跟他私交甚好。李辉说:“他走了,对于中国的翻译界是一个遗憾。”据朋友们说,杨宪益晚年虽然在朋友的陪伴下也很快乐,但是自从夫人走了之后心情一直不太好,常常一个人喝闷酒。杨宪益还是一个性情散淡而豁达的人,像这样的士人已经很难找到了。


丰子恺——日语


以中国诗体来翻译日本和歌




丰子恺虽以漫画及散文著称于世,但其对我国翻译文学发展做出的贡献亦彪炳史册。


丰子恺在《漫谈翻译》谈到他对翻译的理解:“有一个必要条件,便是必须翻译得又正确又流畅,使读者读了非但全然理解,又全不费力。要达到这目的,我认为有一种办法:译者必须深深地理解原作,把原作全部吸收在肚里,然后用本国的言语来传达给本国人。用一个譬喻来说,好比把原文嚼碎了,吞下去,消化了,然后再吐出来。”


丰子恺于1921年初春的时候前往日本学习艺术,他对于文学的兴味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根据丰子恺后来回忆道“记得我青年时代,在东京的图书馆里看到古本《源氏物语》。展开来一看,全是古文,不易理解。后来我买了一部与谢野晶子的现代语译本,读了一遍,觉得很像中国的《红楼梦》,人物众多,情节离奇,描写细致,含义丰富,令人不忍释手,读后我便发心学习日本古文。我记得我曾把第一回《桐壶》读得烂熟。起初觉得这古文往往没有主语,字句太简单,难于理会;后来渐渐体会到古文的好处,所为‘言简意繁’,有似中国的《论语》、《左传》或《檀弓》。当时我曾经希望把它译为中国文。”


《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涉及三代人,,经历70余年,出场人物440多人。丰子恺在翻译这部日本古典文学巨著时,使用了一种特殊的风格,类似我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全书共五十四回,并根据中国章回小说的习惯,常用“话说、却说、且说”等语。例如在第八回《花宴》中,“且说那个朦胧月夜的小姐,回想那晚间的迷离春梦,不胜悲叹,心中怀着无限思量。”


《源氏物语》中穿插近八百首和歌,丰子恺为了准确传达日本小说中和歌的意蕴,他常用中国古代诗歌的七言两句或五言四句进行翻译。翻译时不按照原文的行数与韵律,不拘泥于词和句;强调译诗要传神,不硬搬日文原诗的格律;如:第二回《帚木》中一句:群花历乱开,烂漫多姿色。独怜常夏花,秀美真无匹。


用这种中国诗的传统写法来翻译日本和歌,不拘泥于原诗字句和格律,使译文更加生动多采,读起来流畅,仿佛进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


丰子恺于1961年开始翻译《源氏物语》,经过四年才完成,,一时洛阳纸贵。而由于丰子恺年轻是对《源氏物语》的阅读和理解以及其自身的国学根底,再加上在日语及中日文学都十分精通的钱稻孙、周作人等人的帮助,“丰译本”一出版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不仅是国内第一本《源氏物语》的全译本,而且也是印量最大的。


杨绛——西班牙语


将史学编纂的“点烦”应用于文学翻译




近现代史上还活跃着一名女性翻译家。她不仅翻译外文著作,还自己写小说、散文,创作话剧,堪称“翻译与创作并举”。并且,这种创作特点还深入到了她的翻译风格中,以更风格化的语言翻译作品。她就是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


20世纪40年代末期,杨绛的兴趣转向了翻译。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绛翻译的《1939年以来英国的散文作品》,成为杨绛最早期的翻译作品。


1957年,杨绛接到翻译《唐吉诃德》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精通英语法语的她找来五种英法译本,仔细对比后,觉得译本代替不了原著。于是,近六旬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1961年才着手翻译,这是中国直接从西班牙语翻译的第一个译本,1978年人文社出版。。至今印了68次,售出98万套。


由于自己有大量的创作经验,杨绛的译文非常注意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度,逐渐形成了自成一格的翻译风格。而且,她还认为,读者对译本的要求,不仅是要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他们也不希望译文与本国语言差别太大。因此,杨绛的译文幽默诙谐,十分注重描摹细节。


如果说钱锺书的“化境”论是从理论上为翻译开创了一种理想境界的话,那么杨绛的“点烦”论则是从实践上为翻译开辟了一条可行之道。


《堂吉诃德》的译文,起初译出八十多万字,后经杨绛认真的“点烦”,才减到七十多万字,这样文字“明净”多了,但原义一点没有“点掉”。杨绛认为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又要为读者服务好,“点烦”掉十多万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


“点烦”二字是学识渊博的杨绛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那里借来的,“点烦”主张对文章要删繁就简,点掉多余烦琐的文字。后来著名史论家章学诚在所著的《文史通义》的《内篇》中,又重申了刘知几“点烦”的观点,强调在史学编纂中应予重视。原来杨绛把史学编纂中的“点烦”要求,扩展应用到译文的处理上了。只有杨绛这样中外文兼优的“两栖”学者才知道并主动加以应用。


“点烦”的目的是使译文明快流畅、洗练净洁,但却是一道艰巨而细致的工序,运作起来必须格外“留神”。首先,不能因为点烦而“走失原文的语气”;其次,不能因为点烦而“忽略原文的风格”。换言之,就是要做得恰到好处,正所谓:点去一字不嫌其少,留下一字不厌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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