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花开的声音
★李德南
在广东文化界,很多人知道向梅芳这个名字是因为她的戏剧作品,虽则她在报告文学和小说创作等方面也成绩喜人。她的《爱的方舟》《盛开的百合花》《防人之心》《小微的星期天》《丈夫的礼物》等戏剧作品曾多次获奖,有的被搬上舞台后深受观众喜爱。戏剧创作给她带来的荣誉最多,肯定的声音也最多。
肯定的声音,肯定不尽相同。向梅芳的戏剧,给我触动最大的,是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对“善”与“美”的执着追求。
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中,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作家们能非常深入地对“恶”(从人性之恶到世界之恶)予以探视,却往往无力展现“善”和“美”的部分。特别是中国的当代作家,写到暴力、阴谋、死亡,往往会奇思纷出;而一旦涉及“理想”,其思想的贫弱和无援就露出了马脚。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除了作家自身的原因,也和我们当前的生存环境有关。无可否认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至今仍延绵不绝的局部战争,进一步呈现了人性之“恶”或者“恶”的一面。而技术的高度发展,既使人能够获得更多的物质享受,也加深了人对物的依赖。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个人能力的确证,几乎就靠物来完成;对人的肯定,已经变成了对人的附属物的肯定。当人被进一步“物化”,沦为物的追逐者,就难免会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成为迷茫的人,成为无信仰的人。
人类发展进程中可能存在的悖论已经越来多地为人们所关注。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曾这样说道:“科学的飞速发展很快将人类推入了专业领域的条条隧道之中。人们掌握的知识越深,就变得越盲目,变得既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又无法看清自身……人原先被笛卡尔上升到了‘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地位,结果却成了一些超越他、赛过他、占有他的力量(科技力量、、历史力量)的掌中物。对于这些力量来说,人具体的存在,他的‘生活世界’,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人被隐去了,早被遗忘了。”③的确,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和哲学中,人类赖以生存的爱、尊严等价值观念,均失去了确定性。相应地,人掉进了怀疑主义的陷阱,在虚空中茫然前进;我们的世界所呈现的,是伤痕遍地的荒芜面貌;“美”和“善”亦如镜花水月,如此虚弱,随时可以被“解构”。正如作家李锐所说的:“在了解了‘解构主义’种种的‘解构’和建树之后,你会明白无误地看到连解构主义也无法解构的竟然是人类的罪恶。”
那么,人何以生存下去?一旦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形成悖论,我们该如何选择?
尽管可能会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者,我个人还是认同这种说法:“文学是人文的领域,理应多一些向善向美的人文关怀的倾注,少一些非艺术非审美的理性主义的偏执。”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我们的世界已经伤痕遍地,我们才有必要或者说必须更多地注目于“善”与“美”,更多地宏扬“善”与“美”;正是因为“善”和“美”脆弱而又不可多得,才需要我们细心呵护。“在今天的文化艺术中,如果我们只表现焦虑和绝望的歇斯底里,而不去表现信心和希望,乃至确信的情绪,那么毫无疑问,这只是表现了自然生命的一半。”这是德国学者古茨塔夫·勒内·毫克的声音。可是很遗憾,似乎没有多少人愿意听他的。有那么多的作家,其基本的言说方式是反抒情反理想的,一反到底,或者仅仅是做不介入人生的、优雅的看客,把文学视为一种游戏,视为一种语言的冒险,视为一种言说能力的技术性证明。
在这一语境下考察向梅芳的戏剧,你或许会发现它们有一些特异之处。她把自己第一本书命名为《为你点灯》。通过文学来为自己寻找光,也给读者带来光,是向梅芳的创作定位。这种积极地介入人生的态度,在她的戏剧作品中体现最深。这里不妨稍稍延伸一下,向梅芳的小说,其主人公多是知识女性。她们在对待婚姻、爱情、人生等问题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我们或许有理由相信,她的小说,带有“自传”性质——类似于郁达夫所说的心灵自传,而非经历的自传。与之相比,她的戏剧所关注的,是更宽广的世界,是更宽广的人生。而这种关注,又是一种充满谅解的注视。
以《爱的方舟》为例。小女孩柳柳的母亲是一位医生,在抢救传染病人中牺牲,而柳柳并不知情。出于对母亲的惦念,柳柳在自己生日那天到一小卖部意欲打电话给她妈妈。小卖部的主人郝大妈出于对孩子的怜爱以及对孩子母亲的敬重,给淋了雨的柳柳冲了姜茶,并假扮成柳柳的母亲接听了电话……戏剧的情节非常简单,也没有任何传奇色彩,可是它是温暖的,动人的。如果我们仍然能够想起那场令人恐惧的“非典”,我们就不难体会戏剧中所体现出来的温情。这种温情,乃是因为爱,才得以生成。它简单,朴素,而又自然,真实。
再如她的《盛开的百合花》。和《爱的方舟》相比,《盛开的百合花》的情节要饱满许多:康伟是一名尽职尽责的刑警,在执行任务中因和歹徒近身搏斗而受伤、牺牲,留下他深爱着的妻子易安。剧本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康伟牺牲后:易安的弟弟易军(看重亲情也看重利益关系的生意人。)打算放下生意陪她外出旅游,恰好是在这一天,少女兰心登门拜访康伟。作为康伟妻子的易安,“即便是英雄的妻子,也有着普通女人都有的感情的渴求”。正因如此,她对兰心和已去世的丈夫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某种猜测。在故事的行进中,真相逐渐显露了出来。原来,兰心在十四岁时经历了父母离异,并因此而离家出走,之后因被贩毒分子诱骗而堕落。在一次缉毒行动中,兰心为帮助毒贩逃走而负责引开警察。在追捕中,康伟被兰心用砖头砸伤。,把兰心送进了戒毒所。出于对康伟的爱慕,以及康伟的鼓励和支持,兰心戒毒成功。她在一本带锁的日记中,表达了对康伟的爱。然而,当她得知康伟已经成家,并深爱着妻子和女儿,她主动提出了要回日记本。直到见了易安后,兰心才知道康伟已经牺牲。易安得知实情后,更是因为误解了丈夫而后悔。最后,兰心和易安因为各自的心事而抱头痛哭……
《盛开的百合花》对“善”与“美”的弘扬是明显的。
如果说《爱的方舟》和《盛开的百合花》带有明显的悲剧因子,那么《防人之心》和《丈夫的礼物》则带有明显的喜剧色彩。阅读《防人之心》和《丈夫的礼物》,让我想起戏剧家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和《压迫》。它们写的都是生活中的小事,都能让人会心一笑。尽管如此,它们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丁西林的戏剧创作的出发点是“为戏而戏”,即致力于挖掘生活中存在的喜剧因素,而不要求作品承担“惩善扬恶”的道德评判功能。向梅芳的《防人之心》和《丈夫的礼物》虽然也不是道德问题剧,但在发挥戏剧的娱乐功能的同时,仍然不忘对“善”与“美”的弘扬。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弘扬,在《防人之心》和《丈夫的礼物》中,不是通过说教的方式来达到的,而是寓思想观念于艺术细节与艺术场面。作者由于其对日常生活的亲近和熟悉,因而能够以充分生活化的场面来表达其对生活的理解。
对戏剧语言的把握异常到位,是向梅芳剧作的又一特点。法国学者布封曾提出了“风格即人”的观点:“只有写得好的作品才是能够传世的:作品里所包含的知识之多,事实之奇,乃至发现之新颖,都不能成为不朽的确实的保证;如果包含这些知识、事实与发现的作品只谈论些琐屑对象,如果他们写的无风致,无天才,毫不高雅,那么,它们就会是湮没无闻的,因为,知识、事实与发现都很容易脱离作品而转入别人手里,它们经更巧妙的手笔一写,甚至于会比原作还要出色些哩。这些东西都是身外物,风格却是人的本身。”⑥布封的话,着重强调了风格的重要性。文学作为具有审美属性的语言艺术,其语言的意义和作用不仅仅在于传达思想,本身就是风格构成的外部特征。而戏剧更是语言的艺术,对戏剧语言的把握,往往比对戏剧主题的把握更能见出一位作家的功力。
这种把握到位与否,首先在于语言是否切合人物的身份。在这一方面,向梅芳的剧作是有神采的。再以《爱的方舟》为例:
郝大妈 (条件反射似地按住电话机)不!你不能打电话!
柳 柳 (不满地)真小气!我去别处借电话打。(背起书包,突然打了个喷嚏)
郝大妈 (拉住她)你着凉了。
柳 柳 (甩开郝的手)我不用你管!
郝大妈 (愣了愣)别耍孩子脾气!我去给你冲杯姜茶驱驱寒气,再送你回家。
……
柳 柳 (拉住郝的手,恳求她)大妈您是好人!您借电话给我打好吗?我只借您的电话。
郝大妈 好孩子……要听话!
柳 柳 (机灵地)如果我听话,您是不是就会借电话给我?
郝大妈 你看你,先驱驱风再说,不然会感冒的。
柳 柳 除非您答应让我打电话。要不,我就不喝您的姜茶……
郝大妈 这……好吧!我答应你……
这一段对话,不但展现了郝大妈的善良和柳柳的孩子气,而且将郝大妈在面对柳柳时复杂的心情、柳柳的犹豫都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又如《盛开的百合花》。易安的弟弟易军,按作者提供的信息,他是“年轻的生意人,看重亲情也看重利益关系”。他的“年轻”,“看重亲情”和“利益”,刚出场刚开口说话时就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易安 我不想去。你带天天去吧,让她玩得开心。
易军 嗨呀,姐……你怎么又变卦了,我可是放下了生意不做陪你们去旅游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啊,你怎么一点也不领会这片苦心呢?
对戏剧语言把握的到位与否,还体现在,语言是否具有“戏”的成分,即是否具有戏剧性,是否能够短时间内密集地在调动读者(或者观众)的情绪。在这一方面,向梅芳剧作也有其出彩处。
这里不妨以《丈夫的礼物》为例。已经说过,《丈夫的礼物》具有喜剧色彩,而它的语言所具有的喜剧性是明显的:
林若然 (怪怪地看了路彬一会)你这包好像有什么秘密似的。
路 彬 哪里哪里。你太敏感了。
林若然 不是敏感,是直觉。
路 彬 直觉?
林若然 女人的直觉往往很正确。
路 彬 (应付式地)是有人这样说过,女人的直觉往往很准确。比如,女人总是第一个知道丈夫有了外遇,而男人往往是最后一个知道妻子有了外遇。瞧,我们扯哪里去了,小米开门了吗?
林若然 (撇开路的问话)难怪你这么小心。原来对女人的直觉挺有研究。
又如当林若然出于女人的“直觉”,认为丈夫路彬与邻居小米可能有暧昧关系时,她对小米的好感马上“消失”了:
林若然 我讨厌小米!
路 彬 为什么?
林若然 (固执地)你刚才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
路 彬 小米是个非常可爱的女人,我觉得你不应该……
林若然 (嘲笑而又自嘲地)还小鸟依人呢,和你眼中地小米相比我是不是一无是处?
路 彬 你跟她不一样。你是独立的!甚至是完美的!
林若然 完美?这不是丈夫称赞妻子的话。
路 彬 (笑)那是什么话?
林若然 像……男人对女人的恭维。
路 彬 (依然笑着)有什么不对吗?我是男人,你是女人。
林若然 你……(很气恼,想笑又笑不起来)
这一段对话,天然地具有“俏皮话”的特质,富于思想趣味与语言趣味。更为难得的是,它在追求趣味性的同时,又不游离于剧情,而是与之密切相扣,因而能够鲜明生动地展现了林若然的敏感、多疑、(丈夫可能有外遇的情形之下的)不自信,以及丈夫路彬的“明人不作亏心事”所带来的坦然。
戏剧是语言艺术,同时又是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要求在比较统一的空间和较短的时间内呈现生活冲突,刻画人物性格。向梅芳的戏剧,大多用墨节省,而又非常紧凑。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
。单就献词而言,我们或许就能把握它的主题,而事实上,《盛开的百合花》的意义是丰富的,并不单纯局限于“献”。它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阐释。它在对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予以弘扬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的意义,就是凸现了人本身的丰富性。这主要体现在,它的人物并非“高大全”的。如作为刑警康伟的妻子易安。由于人本身的弱点,在她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英雄妻子/普通女人”的冲突,使得她对康伟存在着误解。这种误解,即便是在康伟牺牲之后,仍然没有能够在“追悔”中顷刻消除。这一出戏,以易安和兰心的相拥结束。可是,我相信,故事还在继续,一旦有更多的兰心出现在易安的生活中,这种冲突,就仍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毕竟,她是“英雄妻子”,也是“普通女人”,两者难以调和。向梅芳在塑造易安这一形象时,并没有刻意地将她“拔高”。
又如她的《防人之心》。它的情节也不复杂:杜白在午夜乘坐三轮车到城郊接妻子方方。出于“对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信条,为防止司机阿信不守信,他偷偷地把一块带有铁钉的木板放在了三轮车的车轮下。有意味的是,阿信非常守信,而杜白找到妻子后却忘了抽掉木板,结果阿信启动车时,车爆胎了……这里的杜白和《盛开的百合花》中的易安一样,都是有缺点的人物。向梅芳对于他们的缺点,并没有持明显的批判态度,也不过分认同,而是一种将心比心的谅解。这种因对人性的固有弱点有深刻认识而生发出来的温情,无疑是动人的。
当然,任何作品,均有其未完成的一面。我无意于将向梅芳的剧作进行过度的推举。它们或许不会成为经典,我也怀疑,这个时代是否还能产生经典。而即便是经典作品,也仍然有其未完成的一面。向梅芳的戏剧,仍存在着个别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的缺点(如《盛开的百合花》中的英雄康伟,高大是高大,却终归让人觉得少了些什么。),也必然还存在着其它的不足。我个人所看重的,是向梅芳的剧作中的所体现出来的对“善”和“美”的弘扬,是那种对日常生活的贴近,是那种和人物进行平等的对话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启蒙”的言说方式。凡此种种,或许会被认为是“缺乏深度”和守旧的表现,但它们至少能让我们对已然荒芜的世界保持信心。读她的戏剧,恰好如聆听花开的声音,至少能暂时性地平息你的焦虑,让你回归于心灵的真实。无疑,这种聆听,是有益的。
作者简介:李德南,1983年生,上海大学哲学硕士、中山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青年学者、专业作家,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导师等。中国作协会员。著有《“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小说:问题与方法》《有风自南》《途中之镜》《遍地伤花》等。获《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等奖项。先后入选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人才、羊城青年文化英才、广东省青年文化英才。
责编:廖仕赟
校对:伍宗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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