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年味
二十多年三十年前的年，似乎才够年味。记忆中，年关似乎很少艳阳天，阴沉沉的天幕锅盖似的罩着散落的村庄，光秃秃的树枝伸张天空，像黑色的手爪，鸟儿落在枝上，停驻片刻，“噗嗤”一声，又飞走了。无风，但空气冷得够劲道，人们的鼻尖是红的，妇人们洗衣裳洗白菜萝卜的手也冻得通红，男人们呼着白气收缩着背进进出出，整个世界忙碌而寂静。
这严寒而肃静的腊月，却是憋着一个巨大的“惊喜”——要过年了！过了小年，集市上摩肩接踵热气腾腾，人们腊肉熏黄了，房子扫阳尘了，被套蚊帐拆洗了，家里规整清理干净了，便背着背篓挑着担子全家出动上街来打年货来了，买新棉袄，买走人家的烟酒果品，再买点烟花爆竹，买点生姜大蒜新鲜时蔬，路上碰到熟人寒暄都是高声大气的，昂扬高亢。
空气里开始有柴火好闻的烟味，有浓浓的沙炒瓜子花生番薯泡儿包谷子儿的香味。在好闻的空气里，我们小孩蹦蹦跳跳，一想到要过年了，就激动得身子一震，“要过年啰！要过年啰！”我们欢呼。母亲那时被生活的重压压得有些沮丧，碰到我们忘乎所以，她把脸一沉，训斥：“过年有什么好吃的？！这么高兴！”确实，家里屋梁上没几块腊肉，开年还有一大笔学费要交，年似乎是别人家的年，不过，年也是所有小孩的年，少不更事的我们只觉得有大团大团的喜悦填塞在心中，怎么也高兴不完。
终于等到要吃团年饭了。父母催我们早早的睡觉，睡前母亲千篇一律不厌其烦地交代我们过年的规矩：要说吉利话，不准说“死”，连“拐哒”这样的口头禅也不能说，洗脸水不准往外泼，要倒在桶里，意思是要聚财。在母亲的絮叨和神情里，我们似乎读出了年的另一种意味——庄严而肃穆。枕着细细密密的新鲜喜悦期待还有一丝丝敬畏，开始清醒得想要一夜不眠，可最终敌不过瞌睡虫糯糯地侵袭，终于昏昏沉沉地睡去。
睡梦中隐隐约约地听到远近闷闷的鞭炮的炸响，然后就是母亲异于平常的温和的呼唤：“华儿，华儿，过年了，起来吃饭了！”想一个激灵立刻翻身下床，可怎么也翻不起沉沉的身体，刚一抬头，又重重地粘在枕头上。睁开惺忪睡眼，窗外方形的天还没亮，青灰色，偶尔有一点两点鞭炮红色的火光。母亲的呼唤开始急促，终于打一个挺，坐了起来，闭着眼穿衣穿裤。
草草地梳了个头，来到厨房，扑面而来的是一团团白色的雾气和腊肉的浓香，昏黄的灯光下，父母在灶前锅边忙碌。火坑里，烧着旺旺的柴火，姐姐弟弟也陆续起来了，已经洗漱穿戴整体的爷爷奶奶坐在火边烤火，看到我们，他们用欢迎客人的温和而热情的语气说：“起来了？快来洗脸！”火坑里挂的吊水壶已经在咕噜噜的冒着热气了。一切都是那么欢欣可爱！
平常做给自己吃白菜萝卜可以随便对付的一餐饭，此时变得异常隆重，碗碗碟碟摆了一大桌。大块的猪头肉，细细的猪耳朵，薄薄的猪肝，油光光的香肠，煎黄的豆腐，晶亮的粉丝等等，这是一年结尾最丰盛的一餐，辛劳了一年，这就是年终大典。吃饭的规矩也很多，饭菜摆好，还不能吃。父亲在酒杯里倒上酒，点上香烛，烧钱纸，恭请祖先先享用，然后就开门放鞭炮，当鞭炮噼噼剥剥的炸响时，母亲把碗里的饭倒进饭甑里，把酒倒掉，换上茶水，请祖先饭后喝茶，然后再把茶水从搁在饭碗上的筷子尾上倒掉，整个敬祖先的过程完毕，我们就可以重新装上饭吃了。
空气里，有爆竹好闻的火药香，有浓浓的饭菜香。饭桌上，父亲第一筷子必定是夹一块大肥肉给母亲，预祝她来年能喂出大肥猪。母亲则把“捞钱手”鸡爪子夹给父亲，寓意来年多挣钱。然后就是给爷爷奶奶夹菜，你推我让，其乐融融。屋外是各家各户此起彼伏祝贺新年的鞭炮声，是瓦楞上打着白霜的严寒，是空旷的田野寂静的冬天，屋内是洋溢着春日暖意的舒适和悠闲，这就是我喜欢的年！
如今，爷爷已去世快二十年，奶奶越发老眼昏花，坐在哪儿都打瞌睡，父亲已到了爷爷的年纪，妈妈已改换了容颜，时间时间啊，你慢慢走，留住那时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