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上市后，我意外地拥有了丰厚的资产。从那之后，我就一直认为那些财产并不是我自己的东西，而是社会交给我保管的东西。
能获得“京都奖”的人，必须为人谦虚，能付出成倍于常人的努力，为追求真理而孜孜不倦，且有自知之明，对于伟大事物抱有虔诚之心。此外，他的业绩能为世界文明、科学和思想做出重大贡献。
内容摘自
《稻盛和夫自传》
[日]稻盛和夫著 杨超译
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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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盛和夫
1981年(昭和56年)我接到消息说，要被授予“伴纪念奖”。该奖项是东京理科大学的伴五纪教授为表彰在技术开发方面做出贡献的人而设立的一个奖项。获奖的那天，我却为因获奖而沾沾自喜的自已感到惭愧。
京瓷上市后，我意外地拥有了丰厚的资产。从那之后，我就一直认为那些财产并不是我自己的东西，而是社会交给我保管的东西。伴教授用自己获得的专利费收入设立了“伴纪念奖”。作为实业家的我，也应该回报社会。从我“为社会为世人鞠躬尽瘁”的人生观的角度，我也想到该是回报社会的时候了。
于是，我向熟识的京都大学矢野教授谈及此事。我与矢野先生初识是在时任目本IBM社长的椎名武雄先生在伊豆天城举办的天城会议上。在IBM的天城研修所，学者、经济人、作家等聚集了三四十人，住宿与讨论都在一起。研讨会追求的是彻底自由的气氛，不对外公开，也没有会议记录，也没有演讲发表。椎名君邀请我参加了某一年的研讨会，议题年年不同，在那里我深受启发，会议中最为突出的学者便是矢野先生。因同是来自京都，两人甚是意气相投，之后也还常常见面。后来他提议，“要是在京都也有这样一个研讨会就好了。稻盛君，你作为经济界人士能否赞助一下呢?”我深以为是，便欣然应允。矢野先生邀请京大的学者，我挑选经济界人士，开始定期举办促进学者与经营者之间思想交流的“京都会议”。
会议主席由哲学家田中美知太郎来担任，成员有藤泽令夫、冈本道雄、福井谦一、广中平祐、伊谷纯一郎、佐藤文隆、河合隼雄等，我们大约每3个月在祗园的茶屋聚会一次。大家跳出各自的领域，围绕人类所必需的新哲学和智慧展开热烈的讨论，这一活动延续至今。
因为这些活动，我与矢野先生更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听说我想进行表彰事业，矢野君说：“那很好啊。但既然要做，就要把它做成像诺贝尔奖似的世界性奖项。”关于此事，我也咨询过京瓷的森山信吾副社长：“我想建立财团，设立一个世界性的奖项，以此来回馈社会，但我刚刚50岁，是不是太早啊?”他鼓励我说：“事不宜迟，建立财团的事就交给我吧。”
就这样，1984年我成立了财团法人稻盛财团，决定设立“京都奖”。创设“京都奖”有两个理由：其一是前文提到的我的人生观——为他人为社会做贡献是人类最高尚的行了为。我想以此为机会，回报培育我成长的人们以及社会。
其二，当时能让那些默默无闻努力着的研究者，发自内心欢迎的奖项很少。从事伟大研究的人，不为世人所知，一生都沉浸在枯燥的研究中。通过对这些人进行表彰，我希望能对今后的研究有所激励。
能获得“京都奖”的人，必须为人谦虚，能付出成倍于常人的努力，为追求真理而孜孜不倦，且有自知之明，对于伟大事物抱有虔诚之心。此外，他的业绩能为世界文明、科学和思想做出重大贡献。
我邀请濑岛龙三先生(伊藤忠商事特别顾问)作为财团的会长。我把自己在京瓷的所有股份和现金200亿日元作为基金捐了出来(之后财团财产追加至大约640亿日元)。
授奖分为尖端科技、基础科学、精神科学·表现艺术(现在是思想·艺术)这三大领域。奖金和诺贝尔奖相近，设定为每个领域4500万日元(现在为5000万日元)。我认为，只有科学技术和精神思想这两者平衡发展，才有人类的未来。相较于科学的快速发展，思想方面的研究却很落后。事物皆有阴阳、明暗、正负两面。只有这两方面的平衡发展，才能带来整体的稳定。
1985年是第一届，以后每年都会举行颁奖。第一届尖端技术奖颁给了佛罗里达大学教授、系统论的创始人鲁道夫·卡尔曼，基础科学奖得主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信息论的创始人克劳德·香农，精神科学·表现艺术奖由现代音乐巨匠、法国作曲家奥利维埃·梅西昂获得。这样的颁奖结果使“京都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奖项。
另外，“京都奖”还向诺贝尔基金会颁发了特别奖。诺贝尔基金会通过其表彰活动，对20世纪科学文化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我建议表彰肯定其功绩。诺贝尔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非常高兴，瑞典王国西尔维娅王妃陛下、斯耐·贝尔依斯特罗姆理事长、史蒂夫·拉美尔专务理事以及诺贝尔奖六大奖项的评委会主席都莅临了颁奖典礼。
……
颁奖仪式庄严而隆重。主办方通过幻灯片和旁白解说来介绍获奖者，这让诺贝尔基金会的各位大加赞赏。京都市交响乐团演奏的庆典序曲、庆贺能乐的表演、儿童合唱团的获奖赞歌，这些助兴节目亦是多姿多彩，令现场的嘉宾大饱耳福。诺贝尔基金会的客人们也表示他们备受启发。在晚餐会上，我们也特意请来极具京都特色的艺妓做了表演。
评委委员会是由福井谦一、冈本道雄、井村裕夫、广中平祐、西冢泰美、藤泽令夫、高阶秀尔先生等50余人组成。候补者由国内外有识之士推荐，经各奖项专门委员会、评审委员会、京都奖委员会三个评审阶段，对候补者的论文、业绩进行严格公正的审查。也有人质疑，明明是国际性的奖项，为什么评审委员只有日本人。这就要求作为评审方的日本要有更理智的国际化视角。“没有比这项工作更需要理智和冒险精神了。”听到一位审查委员如此感慨，我感到自己的愿望正在慢慢实现。
第二年，我出差时，偶然读到了《东京新闻》上的一篇专栏文章，题目是《京都奖》，作者是森繁久弥。里面有一句：“这样花钱才叫人心情舒畅，我们演艺界也应如此。”我觉得自己好像找到了知音，马上把下次典礼的请束给他送了过去，虽然之前从未谋面，但他每次都专程前来，令我感动不已。后来，西乡辉彦、栗原小卷等许多艺人也应邀出席。
目前京都奖已有超过50名的获奖者，他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电影导演安杰依·瓦伊达用自己的奖金在祖国波兰建立了日本美术中心。美国的生物学者丹尼尔·詹森把全部奖金捐给了热带雨林的保护事业。
美国的海洋学者瓦尔特·蒙克把奖金全部捐赠给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克利普斯海洋研究所，并设立了“京都蒙克基金”。前些年，我有机会拜访了蒙克的家，蒙克说年轻的时候研究经费非常拮据，所以希望让年轻的科学家和学生能用上这些钱。捐出这些研究经费时，他对现任的研究所所长说了这样的话：“我希望这些钱可以用在鼓励那些无人敢想、看似无法实现的新奇创意上。具体如何使用，请所长您自己决定。”现在我和蒙克共同期待着会有怎样新颖的创意出现。
宇宙物理学家林忠四郎在京都大学设立了“林基金”，作为学生的奖学金。美国的计算机科学家唐纳德·克努特仅仅留下了和家人来领奖所花费的旅费，剩下的奖金全部捐赠给了加利福尼亚圣克拉拉的地方基金会。
一份善意会催生新的善意，这是出乎意料的善意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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