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影的“虚拟自传”:一个扬子江水手的女儿写黄浦江的故事【上】

节选自虹影《上海王》章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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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婉辞当日，我几乎像被雷击了，我个人的生活也陷入了绝境。一下子成为社会弃儿：无工作，无工资，无宿舍，无朋友。付不起房租，马上就会无家可归。

我不去整理自己简单的行李，躺倒在床上，灭了灯，离开了争闹的世界，索性仰头大睡。我没有想到，那夜，在我的生命标出了一个转折。

大汗淋淋醒来天已亮，摸摸临窗的小书桌，有点潮，晨雾露气染的。不过照镜，我的脸色红润。看相人都说我八字大，不必避邪，不过邪也不避我。

“绕不过去的！”梦中的这女子，神情奇怪地朝我眨了眨眼睛，“不如四周看看，找到了就抓住。”

我打开窗。早晨和夜一样寂静。窗外是墙，但伸出头就可看到一个拐角，后面是一幢洋房，墙上爬满深红色的玫瑰，奇香诱人。我从来没有注意，自己住的地方周围是什么。现在一看，好像还有点名堂。

我站在路边，看墙内的空荡荡的操场。向看门老头打听这地方，说这是一所职业学校，暑假就空了。我问这地方以前是不是一所戏剧学校？看门老头很惊奇地看着我，说真是的，很少有人记得，七十年前，有个剧界名伶买下来，建了上海第一个戏剧学校。每天一早这阵子，那些漂亮男孩女孩就在这儿练唱练舞，一口气翻十个筋斗。

我追问下去：“一个女伶哪来这么大笔钱？”

看门人摸摸脑后勺说，他也弄不清楚。他突然对我说，“你要运气好，你遇上刘骥先生。这儿的什么事他都一清二楚。他就住在附近，有时走过来散步。”

“真的？！”我眼睛一亮，中国人当然知道剧作家刘骥，。

于是，我不得不振作起来。每天晨跑晚跑，有事无事，都上这个操场来一圈，这天终于看见操场上有一个男人，一头银发飘洒，他穿着质地很好的中式褂子，布鞋。虽然拄着手杖，却依然风度翩翩，消瘦但不衰弱。

我向他走过去，他这样的大名人，我当然认得出。刘骥先生日后提起过这一天，说我跑到他跟前的第一句话就把他吓了一跳：“刘骥先生，我看到你每次在这里散步，就想起谁。”

“谁——？”

“她——！”

“你怎么知道？”

“她告诉我的。”

其实当时我说的“她”，是梦中见到的女人。

刘骥先生笑了，他伸出手说，“小姑娘——”其实我早就不是小姑娘，但对满头白发的人而言，充充小姑娘也不错。“小姑娘，我们有缘。”

那天主编走进编辑室，说《新良友》最大的遗憾，是一直未能采访到上海小资女作家第一块牌子丹仪，问谁有办法。编辑室当时只有三个人，都朝我看，因为那两个人已经吃过闭门羹，只有我去撞撞大运。

我勉强说，“我只能试试看。”

主编表示，若能采访成，稿酬从优。

主编走后，几个同事说，他们碰钉子绝非偶然，下面是一大套女人经：

“我看丹仪脸上全部是做过的！”

“总应当有五十了吧。据说她母亲是“老良友”的作者，与张爱玲共过事。”

“这个女人自命张爱玲转世，怎么会向你露真面目？”

实际上我心里暗喜，丹仪就是我师母，刘骥夫人，即便她不给我面子，她也会给自己一个机会。凭着一种敏感，我几乎能断定她会与我大谈一番。

果然，丹仪约我到外面谈。

她穿了件新式旗袍，妆化得浓艳，但是皮肤很好。指甲涂了最新的多色荧光。据她说，外祖母是什么解放前一家银行经理的少奶奶，在法租界有一大幢三层楼的蓝房子。

我们坐在瑞金路一家咖啡馆里。她津津乐道身上的衣饰是在哪个欧洲城市买的，什么季节用什么巴黎香水，如数家珍地说了一串去过的欧洲国家感受，这点倒符合我上司给我的采访要求。我真不明白我的同事们出了什么错。

我知道，在七十年代末，刘骥先生忽然变成稀有的“出土文物”，外国竞相邀请。二十年中走遍全世界，永远有丹仪陪伴在侧，一直到他最近实在走不动为止。但我明智地不提刘骥。

“上海小资女人第一块牌子。”我开门见山问她这个外号的来历。

她一笑，“当然我不会做这样的自我标榜。”她淡淡地说，“不过这称号没什么丢脸的。就是被当今那些‘小妹妹’们弄得太俗气了。”侍者过来，我点了啤酒，她点了一杯冰咖啡，接着说，“难，趣味这东西最难，三代富贵方知饮食。美国人富了一百年依然粗俗！如今上海小资女人学时髦是靠看美国肥皂剧，靠研究贵刊——真是俗不可耐。”

我一手端着啤酒，一手忙着记她的话。突然她警觉地问我：“你呢，不像上海女子！”

我点点头。我的确不像。就在这时，她用简单的欧洲星相，判断了我的性格。

她话题一转，问起我的生日。

原来我是处女座出生的。

这样的人，对神秘、悬疑、危险，甚至暴力，有着难以言喻的好奇心，好奇心可引导出创造性。但可能过于执著而走火入魔，不可收拾。如果弄起艺术，则追求完美，几乎成病态。

丹仪对我这么说。我完全明白她指的是什么，应当承认，她说的很准。我不能不叹服：我这个扬子江水手的女儿，一辈子不入时流。

“至少你不生在上海。”丹仪不容反驳地说。

这话说到要害上。隔一条江，水土就不一样，哪怕是跨过一条江过来的，就生来不是做上海女人的料子。

丹仪那天还说，她诧异我这样的人，竟然对小资女人这题目感兴趣。我心里一紧。莫非这个女人打听到什么消息？在本地小资像寄生虫一般长出来之前，上海的天下，属于大开大合的女人，那就是我心目中的上海女人。不过我的书还没有开始写，她怎么知道？

刘骥先生进了医院，让一个护士投信，叫我去见他。那是个阴沉沉的下午。他本来脸就瘦，现在脸更瘦，而且眼圈灰黑。我突然明白，他的日子长不了，看到我来了，他似乎等待已久，竟然拉掉鼻子上的氧气管，坐起来。我急忙阻止他，他不理会，一个手势拦住了我。

人之将死，其言才真。他的话没头没尾。可能他知道我了解他的上下文，开场白就省了。他说我们这种知识分子，走进现代，是假的，浮面的，赶时髦而已。老百姓活出来的现代，例如抽水马桶浴缸之类，才切切实实，。

他张开嘴想大笑，可怜这个时候，他已是有笑之心无笑之力了。

上海就是物质的，现代上海，就是物质的集合。坐在上海的抽水马桶上，思维还能抽象？我只能代刘骥先生大笑。

他看来一直在等着我落进他的话语圈套，便叫我从他的床底一个帆布包里，找出一个牛皮信封，让我当面打开。里面有相当多发黄发脆的剪报，内容却一样，都是关于一个我没听说过的沪剧女演员，叫筱月桂。

看到我很惊奇，他眯起眼睛，缓慢地说：“你能写点像样的文字，我也知道你写的东西不痛不痒，其实无啥意思。如果以后真想写出一点有意思的东西，就写筱月桂，这是我一生见过的最了不起的女人。”他说完话，靠回枕头上，话多了脸色疲惫。护士赶了过来，给他重新插上氧气管，先生的女儿用眼色示意我退走。

我意识到他以前多次提到过的小月桂，就是这个女演员。

那个下午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不久后，先生去世。

但是他临终托付给我的事，却苦了我。我查了上海戏剧史、文化史、经济史，甚至上网“Google”、“百度”一通，也找不到“筱月桂”这个名字。请教了一些老上海文化人，倒是听说过这名字，是个“坏女人”，“女流氓”、“白相人嫂嫂”，还有人称之为“淫妇”，而具体材料却无人提供。

所以，刘骥先生交待的这事，我觉得有点蹊跷，没有上心。直到我又一次陷入颓唐，成天提不起精神，上班混工资，写时髦男女如何消遣，下班后泡酒吧寻碟片上网，觉得天下万事，都能狂眼横扫，一痞了之。一直到前些日子，我为了不值得的小事与《新良友》主编大人吵了起来。他倒没有说解聘，但我觉得如此只求生存，太没有意思。

这时，我想起刘骥先生的嘱托。我干脆请了病假，放弃几天工资，坐到图书馆去仔细翻找民初旧报。一个女人社会名声能坏到如此地步，所作所为，必是当时社会不能容忍，今日也未必乐见。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天天钻纸片堆，弄得蓬头垢面，果然读到不少材料。她的事像磁铁，我一靠近这一大堆材料，就无法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