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当我辗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13岁的老大、12岁的老二和10岁的小女儿都还暂时留在中国。 选择在那时回到以色列，完全是穷途末路。 我的父亲是犹太人，二战时逃亡到上海，并在那时生下了我。 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我们，12岁那年父亲去世，我就成了孤儿。 长大后，我在上海铜厂当体力女工。结婚生下3个孩子后，丈夫离我们而去。 留在上海，满眼都是痛苦的回忆。 正好那时中以正式建交，怀着一种逃避的心情，我成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后裔。 初到以色列的日子，比想象中要困难许多。 我不懂得那里的语言(父亲教的古希伯莱语早已不在以色列使用)，不懂得移民优惠政策(新移民可以有一笔安家费)， 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我压根不知道怎样才能生存下去。 我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 我必须找到赚钱的办法，还要早日把孩子接到我身边。 我苦攻希伯莱语，学最基本的生活语言，然后我在路边摆了个投资最小的小摊卖春卷。 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谢克尔，1谢克尔兑换人民币2块钱。 我的春卷小摊，每天能赚到十来个谢克尔。 当我的小摊生意慢慢稳定下来以后，1993年5月，我把3个孩子都接到了以色列。 孩子们初到以色列的时候，受到了不少邻居们的责难。 以前在国内时，我一直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则。到了以色列以后，我依旧做着我合格的中国式妈妈。 我把孩子们送去学校读书，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卖春卷。 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他们就来春卷摊，我停止营业，在小炉子上面给他们做馄饨下面条。 一天， 当3个孩子围坐在小炉子旁边等我做饭的时候，邻居过来训斥老大： “你已经是大孩子了，你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看着母亲忙碌，自己就像废物一样。” 邻居转过头训斥我： “不要把那种落后的中国式教育带到以色列来，别以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 邻居的话很伤人，我和老大都很难受， 回家后，我安慰老大： “没事的，妈妈能撑住，我喜欢照顾你们。”可是，老大说： “也许，她说得没错，妈妈，让我试着去照顾弟弟妹妹吧…” 第二天是祈祷日，孩子们中午就放学了。 来到我的小摊，老大坐在我旁边，学着我的样子把打好的春卷皮包上馅，卷成成品，然后入油锅去炸。 他的动作一开始有些笨拙， 但是后来越来越熟练… 老大身上的转变大得连我自己都想不到，除了帮我做春卷，他还提出由他们带做好的春卷去学校卖给同学。 每天早上，他和弟弟妹妹每人带20个春卷去学校，放学回来的时候，会把每人10谢克尔的卖春卷收入全部上交给我。 我觉得很心酸 ，让他们小小年龄就要担起生活的担子。 可是，他们没有表现出我想象的那种委屈，他们说他们慢慢开始喜欢这种赚钱的感觉了。 邻居太太经常来跟我聊天 ，告诉我正规的犹太家庭应该如何运作，应该如何教育孩子。 犹太人从来不觉得赚钱是一个需要到达一定年龄才能开展的活动， 与中国的“教育从娃娃抓起” 一样，他们始终觉得“赚钱从娃娃抓起”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邻居太太告诉我，在犹太家庭孩子们没有免费的食物和照顾， 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格的，每个孩子都必须学会赚钱，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一切。 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手段比较残酷，不是那么容易接受。 但是，孩子们在学校也被灌输着这样的理念。他们比我更容易地接受了这种犹太法则。 于是，我决定改变以前在国内对孩子们的习惯，试着培养他们成为犹太人。 首先，我们家确立了有偿生活机制， 家中所有东西都不再无偿使用，包括我这个母亲提供的餐食和服务。 在家吃一顿饭，需要支付给我100雅戈洛的成本费用，洗一次衣服需要支付50雅戈洛… 在收取费用的同时，我给予他们赚钱的机会，我以每个春卷30雅戈洛的价钱批发给他们， 他们带到学校后，可以自行加价出售，利润部分可自由支配。 第一天下午回来以后，我得知3个孩子卖春卷的方式竟然截然不同： 老三比较老实，按照老价钱，50雅戈洛一个零售，赚到了400雅戈洛； 老二则使用了批发手段，40雅戈洛一个直接将春卷全部卖给了学校餐厅，尽管只有200雅戈洛的利润，但他告诉我餐厅同意每天让他送100个春卷去； 老大的方式比较出人意料，他在学校举办了一个“带你走进中国”的讲座，由他主讲中国国内的见闻，讲座的噱头就在于可以免费品尝美味的中国春卷， 但是需要买入场券，每人10雅戈洛，每个春卷都被他精心分割成了10份， 他接待了200个听众，入场券收入2000雅戈洛，在上缴学校500雅戈洛的场地费用后，利润1500雅戈洛。 除了老三的方法在我意料以内之外，老大和老二的经营方式都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真的没有料到，只在短短数日之间，以前只会黏着我撒娇的孩子就摇身一变成了精明的小犹太商人。 他们的学业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为了琢磨出更多更新颖的赚钱方法， 他们很努力地去学习和思考，老师授课的内容很对他们胃口，因为没有奉献精神之类的说教。 老师问过他们这样一个问题： “当遭到异教徒的袭击，必须逃命的时候，你会带着什么逃走？” 对于这个问题，回答“钱”或“宝石”是不对的。 这是因为，无论是钱还是宝石，一旦被夺走就会完全失去。 正确的答案是“教育”。 与财物不同，只要人活着，教育就不可能被别人夺走。 他们很赞赏老师说的这么一句话： “如果你想将来成为富翁，就学好眼前的东西，它们将来都会大有用处的…” 当老大在法律课上学习了移民法后，他告诉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应该可以去移民局领取安家费。 我半信半疑去了，结果一下领回了6000谢克尔的安家费，这对我们一家来说可是一笔了不得的财产。 然后，老大跟我说因为他给我提供了信息，我应该付给他10％的酬金。 我犹豫很久，终于决定把600谢克尔这笔大钱给他，他拿到钱后， 给我和弟弟妹妹都买了很漂亮的礼物，剩下的钱，他说他会拿去变成更多的钱。 老大用这笔酬金邮购了一批在国内很便宜的文具，然后去学校进行售卖， 利润再投入继续进货，1年以后，他户头上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2000谢克尔。 尽管老大很会赚钱，但在实际上，老二比他更能领会犹太法则的精髓，犹太人共同的一点是， 从事那些不用投入本钱的行业，从事其它人不做的、无须花钱和投资的工作。 当老大在利用国内的资源赚钱的时候，老二也在如此做着，不过，他赚的是不需要成本的精神领域的利润。 老二以他14岁的年龄和文笔 ，竟然在报纸上开设了自己的专栏， 专门介绍上海的风土人情，每周交稿2篇，每篇1000字，每月8000雅戈洛。 老三是女孩子，因为比较矜持，也没有展露出赚钱方面的才能， 但是我在她身上欣慰地看到了犹太人对生活的乐观和优雅。 她学会了煮茶和做点心，每天晚上，她会精心煮一壶红茶，配上她自创的口味不同的点心， 一家人围坐下来边吃边聊天，老三的点心有点中西合璧的味道，两个哥哥都很喜欢。 不过，这些点心不是免费的，两个哥哥支付的点心费用， 刨开成本和每天需要交给我的费用外，老三也能活得很滋润。 当我们家的资金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们一家四口合资开办了我们家的中国餐厅。 我占40％股份、老大30％、老二20％、老三10％。 当我们家的餐厅越来越有名的时候，我也引起了很多关注。 当我获得拉宾的接见后，我成了以色列的名人。 此时的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希伯莱文，再加上我的母语中文， 我最后被以色列国家钻石公司邀请担任驻中国首席代表。 当我回国任职的时候，孩子们也跟随我一起回到了中国， 有了中国孩子作为比较对象之后，我方才发觉我的孩子成长得比我想象的还要优秀。 在回国之前，每个孩子都去购买了很多以色列产的物品。 回国之后，老师来找我了，她说我的孩子在校园推销来自以色列的商品， 从饰品到民族服装甚至到子弹壳无所不有，她建议我好好管教一下孩子。 我告诉她，我无权干涉我孩子的行为，这是他们赚取他们学费的方式。 因为，我已经不再负责他们的所有学习费用。 老师的眼睛顿时瞪得大大的，她理解不了像我这样月薪5000美元的母亲竟然会不给孩子学费。 我请她品尝一下女儿做的在家售价2块钱一个的小点心，微笑着告诉她： “这是我的孩子在以色列生活几年以来，学会犹太法则的产物，我相信他们将来都会成为优秀的人才…” 随后的高考中，老大进入了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他说他要成为专业的旅游人才，然后去以色列开办自己的旅游公司，垄断经营中国游； 第二年，老二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 他说他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在不需任何投资和奉献的前提下赚取利润； 老三说她会去学中国厨艺，当一个顶级的糕点师，然后去开办全以色列最好的糕点店… 回国以后，我发觉很多中国父母都活在一种左右摇摆的矛盾心态中， 既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成为大富翁，却又似乎害怕孩子过早地沉迷于金钱。 就好像，既希望孩子将来能有个幸福的家庭，却又害怕孩子现在会早恋一样。 这是一种典型的叶公好龙，犹太人用敲击金币的声音迎接孩子的出世， 赚钱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至于教育、学习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经历的过程。 而中国的父母，哪怕心中憧憬无比，但却从来不肯挑明这个话题。这句话很难说吗？ 其实只是简单的一句：“孩子，我想当一个富豪的妈妈…” 人生的每个抉择都像是一个赌局，输赢都是自己的。 不管你压的赌注大与小，选择了就没有反悔的机会。 输不起的人，往往也赢不了！ 这才是做父母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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