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小明同志在刘桂生教授指导之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是一部成功的著作。我读了以后，有这样两方面十二个字的感想：材料扎实丰富，分析明快入微。从脚注之多就可以看出，材料非常丰富，非常扎实，可以说是无一字无来历。不仅仅清人的著作搜罗齐全，而且像《中和月刊》这种敌伪时期出版的，材料很多，但不被人注意、不受重视的杂志，也都引用了。这样旁征博引、无一字无来历的著作，就让读者读起来感到是沉甸甸的，感到可以信赖。光有大量的史料而缺乏分析，不能用史料说明具体问题，看出事物发展的轨迹，那就是堆积史料，也不能成为有价值的史学著作。这本书把清代重要学人的幕府，分成三个阶段，即顺康雍时期、乾嘉时期、道咸同光宣时期。作者非常明快地指出这三个时期的特点，每一时期不同于后一时期的地方，同时把这个时期的末尾同下个时期开始的相同之处，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开始出现萌芽而在下个时期显著起来的特点，也加以说明，同时把这三个时期所有幕府的发展，跟清代整个历史、整个学术文化发展史联系在一起。这样分析，一方面非常明快，另一方面又细致入微，显得既有骨架，又有血有肉，读起来饶有兴趣，毫不枯燥，是一部成功的好书。
在第三阶段，他列举了陶澍、曾国藩、张之洞和端方这四个幕府，但是没有李鸿章幕府。他认为李鸿章的幕府与曾国藩的幕府不一样，曾国藩以“广收”为访求人才之道，“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章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励，量才录用”，其幕各类人才荟萃，一时才识之士几被网罗殆尽。而李鸿章则不同，“其所注重的幕才，多为通达治体，了解洋务的人物，和廉正精明的循吏，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拔，文章道德尚在其次”，所以他的幕府“绝少道学先生，即文学侍从之臣亦不多见”。这个话是完全对的。本书对李鸿章幕府没有做详细的叙述，但是指出李鸿章幕府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兴办企业和处理外交事务方面。如周馥、，丁日昌、，盛宣怀、朱其昂、唐廷枢等助李鸿章创办洋务企业，马建忠、薛福成、伍廷芳等助李鸿章处理外交事务。作者还说，有一点必须指出，那就是李鸿章靠着自己幕府的帮助，，反过来又通过对幕府宾僚的奏荐、培植，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这些论断都是正确的。这里提到的李鸿章的幕僚周馥是我的曾祖，我现在就周馥谈一点意见。
周馥
据周馥自编《年谱》，他在安庆投入李鸿章的幕府，李鸿章进军苏、，周馥始终在李鸿章的军中，但等李鸿章转到北方，，周馥留在南京，没有随从前去。他在《感怀生平师友三十五律》（《玉山诗集》卷四）“李文忠公”一首里面说：“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自注说：“咸丰十一年冬，公见余文字，谬称许，因延入幕。”“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下边小注说：“余从公征吴三年，公剿捻时余留宁办善后，旋调直隶，保擢津海关道，例兼北洋行营翼长，复与诸军联络。。周馥怎么样进入了李鸿章的幕府，野史有一些说法，像陈钧成所写的《周馥轶事》（《安庆文史资料》第十五辑）说他在安庆八卦门正街摆测字摊，兼为人代写书信、呈文、对联等，后来又迁到马王坡涌兴德杂货店门口。李鸿章也住在马王坡，周馥有个老表在李府伙房挑水，因而他就认识了伙房的采买。这个人识字不多，就近让周馥代他记账。李鸿章有一次看账簿，见字迹端正清秀，大加赞赏，于是乎就把周馥延为幕宾，办理文案。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十四云：“周（馥）每与人谈，辄道其生平事实，谓少时曾在某省垂帘卖卜，已而在曾文正帐下供钞胥之役，迟之又久，始入李文忠公幕，抚东时，尝倩名手绘为册页，而亲笔标题于上，居恒出以示人曰：‘此我之瞻思塔纪念碑也。’”他的自订《年谱》在咸丰十一年（1861）二十五岁那年记载说，他十月到安庆，“十一月，入李相营，相国初不识余，因见余文字，招往办文案”。《亡室吴夫人传》（《玉山文集》卷二）叙述较详：“旋闻安庆克复，返棹至省，时两江总督曾文正公由祁门移驻安庆，合肥李文忠公佐文正幕，偶见余代友人具一牍，讶为博学士，嘱友连日访之，遇诸途，邀余往谒文忠，乃再三称奖，因留居文正幕中。同治元年二月，李文忠署江苏巡抚，率师乘轮舶赴沪，余从焉。”又在《忆少年事效白香山体十一首》（《玉山诗集》卷四）诗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偶觇启事许人豪。”自注说：“咸丰十一年官军收复安庆，余为湘人石姓作启事一通，时李文忠在曾文正幕中见之，招余办文案，文忠时已简授江苏巡抚。”可见不是看见账簿字迹清秀，而是见周馥所作启事才加赏识的。他在追怀徐文达的诗中小注说，“同治元年淮军赴沪三千人，皖南从军之士无凭藉而起家者”，唯徐文达、刘瑞芬、刘含芳和他自己四人而已。其实，他们的籍贯就是他们的凭借。1871年，即同治十年，李鸿章从湖广总督调督直隶，即招周馥到天津去，次年周馥以道员由直隶尽先保用，这时已经脱离李鸿章的幕府。
周馥先会办海防支应局，后又署永定河道，治河很有成绩，后又任津海关道，办理交涉事件，兼北洋行营翼长。《年谱》里说，因为自己“从淮军久，与诸将士浃洽，凡营务海防皆时为商助，使上意下宣，下情上达”。《年谱》中又说：“余生平虑事周密，遇外交事尤慎，鲜为人所持。独事了前人未结之案，殊费心力，未尝归过前人也。”以后又会办电报官局，办天津武备学堂，延外国武将为师，派各营弁卒来堂肄业，一切考课奖赏章程，都是周馥手定。甲午战争时，周馥作为总理营务处，到前敌联络诸将，体察军情，他在关内关外奔波跋涉，军械粮饷，转运采卖，萃于一身。他自己在《年谱》里说：“艰困百折，掣肘万分，然自始至终余未尝缺乏军需一事，故战事虽败，而将官无可推诿卸过于余也。”在山东，他治理黄河有成效，同时周村开埠，抵制了德国殖民者，为挽回利权做了很大努力，颇有贡献。周馥任两江总督时，上海英国领事煽动罢市风潮，周馥亲自赴沪交涉平息。李伯元《南亭四笔》有诗云：“持节东来仰壮猷，旌旗指处大功收。太真涕泪临江洒，多少苍生拜码头。（原注：玉帅莅沪，人心大定，此次交涉，能得和平之结果者，皆玉帅坚持之力也。）”周馥晚年所著《负暄闲语》“处事”门云：“我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及到山东到两江，间遇外人要挟，我从未尝轻许一稍损国体、稍拂民心之事，亦从未与外人以藉口之端。”可以与李伯元所记相印证。
然而，对这样一个应该肯定的人物，在历史上却又有另外一种说法，这就是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官吏”门“周馥”条所载：“余初不识馥能，己亥李鸿章出视河工，疏调馥参赞，疏中举其学行志节几过，余默识之。未几，馥任川藩，时与计事，则一昏黯庸下人也，而仆从需索几步李翰章后尘。余忆鸿章疏至失笑。”这段记载，与我们上面所了解的周馥的情况完全两样。我曾怀疑，这段描述是费行简引用别人的著作，但据民国杨徽五《榕园琐录》卷五云：“近人有自称沃丘仲子（按此为费行简别号）者，著有《近代名人小传》一书，所传述者多咸同以来之人，分儒林、一行、亲贵、官吏、将士、忠烈、文苑、货殖、艺术、任侠、民党十一门，共二册，崇文书局出版，民国十五年已六版矣。作者不署真名，以多所讥评，恐获祸故，要观其所自述，则斯人固王湘绮弟子，且曾参满人（四川总督）奎俊幕者也。”据白化文先生考证，费行简1900年在四川，约二十五岁至三十岁，可能见到藩司周馥。但这段记载中所说的周馥的作风与我们所了解的完全不同。《负暄闲语》“处事”门说：“李文忠常告人曰：‘周某用心极细，虑事最精，且廉正有魄力，非时人所及也。’”这里周馥引用的李鸿章的话一定不是虚构或者美化，李鸿章更不可能赏识“昏黯庸下”的人。关于周馥的作风，也可以从周作人的记载得到旁证。承孟艳红同志电告，周作人在《饭后随笔》中回忆在江南水师学堂做学生的时候，于1906年曾见到两江总督周馥。在“周玉山的印象”这一条说他“站在体操场上穿了长袍马褂，棉鞋也很朴素，像是一个教书先生模样”。末尾说：“实在那一天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象，可以说在五十年间所见新旧官吏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他来的，并不因为他教我们办局子，乃是为了他的朴素、诚恳的态度，不忘记我们两个留校的学生，这在刘坤一、张之洞、魏光焘大概是不会得有的。”周作人在别处还有类似的记载。大伯父梅泉先生的女儿孟芬大姐生于1900年前后，她小时候随父母住在南京总督衙门里，曾听说以前的总督时期，每天中午要给总督开一桌包括鱼翅、燕窝等名贵菜肴的酒席，周馥任总督以后，把这个做法给撤销了。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十四又记：“其夫人六十生辰，下属有制屏献者，仅录其文，其余馈洋酒者概从屏绝；署中亦无举动，堂上仅燃双烛，婢仆每人赏面一碗，藉偿叩首之劳。”这些例子可以反证，沃丘仲子所记载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周馥对下层约束还是较严的。
郑孝胥1906年8月8日在上海的《日记》里说：“昨闻沈爱苍诵《南京白字诗》[据闽人何刚德《话梦集》卷下“叹旧怀贤”诗第十七首序云：“沈瑜庆，字敬裕，号爱苍，沈葆桢之四子。”当时沈与郑皆在上海，而《白字诗》可能传自南京。]曰：‘昨日一科房，今朝督部堂。亲家袁世凯，恩主李鸿章。瞎子兼聋子，南洋属北洋。金陵旧游处，瓦石响丁当。’吴人嘲周馥之作也。”[ 忆及儿时天津家中有来自扬州之保姆，常面诵当地过去流行的童谣，有“六月六，烧周馥”一句，惜未详询内容。]周馥逝世时，他的小女婿，也就是袁世凯的第八个儿子袁克轸挽联里说：“识英雄于未遇，说来真古道所稀；数吾父知音，唯公最早。略辈行为婚姻，犹及见孤儿成立；痛老人聪训，此后无闻。”说明联姻是破例，。如周馥之任江督，有人推测“盖袁世凯力也”。（张伯驹《春游纪梦》“江北提督”条）“聋子”当是指周馥重听。聋子的下面两句，也是嘲他的无所作为，凡事听命于北洋。这里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头两句，“昨日一科房，今朝督部堂”。“科”和“房”都是地方衙署中的部门，此处指师爷。“部堂”是指六部的堂官，即尚书或侍郎。据清朝制度，总督兼兵部尚书衔，所以督部堂就是总督的尊称。幕府出身本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情，在《周悫慎公荣哀录》里所载的祭文和挽联，不少提到他从李鸿章幕府出身，比如说“追随幕府，橐笔戎行”，“幕府行声著，封疆德望隆”，“幕府仰勤劳”，“嘉猷幕府询”，“幕府风云鱼鸟图”，“念先伯祖入幕嘉宾，未有如公符宿望”，“从吾师李合肥以文字崛兴”。幕府的师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管刑名和钱粮的，这种师爷专门性很强，一般是很少出任官吏的；另外一种是笔札、文牍师爷，类似后来的秘书，这种人经过保举做官，以至飞黄腾达的可能性比较大。周馥是属于后者。但是打油诗的作者用“科”“房”两字来形容他，实际上是把他比作刑名钱谷师爷，包含一种贬义在内。
仅仅出身幕府，我看还不是主要的原因，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周馥没有任何科举功名，由布衣而升到总督，因而受到歧视。李伯元《庄谐诗话》称周馥“一时有‘目不识丁’之诮”，盖亦以其非科举出身，夸张而讥诮之者。其实，据《年谱》记载，同治三年（1864）六月湘军攻下南京后，九月李鸿章到南京监临乡试，周馥曾随赴南京乡试，不过“未售”而已。他自己大概也经常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生日放歌》（《玉山诗集》卷四）里说“我生布衣滥忝至旌旄”。而在去世之前不久所写的诗里也说“默数平生事，多邀意外缘”。“意外缘”最主要的恐怕就是指他没有科举功名而官做得很高。这种情况在清朝前期、中期是不可想象的，只是到了晚清时期，时代变迁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增多，因而引起了一些传统观念很深的人的嫉视。周馥曾经令他的三个大儿子拜李慈铭为师，当然不是去学作八股文，然而他的儿子并没有废弃举业，两个大儿子都中了进士，其中一个还点了翰林，另外的两个儿子也都是举人，还有一个儿子是当时流行的“经济特科”出身。说明这是时势所趋，周馥也不能够违反这个潮流。但是他对科举制度是有看法的，所以在两江总督任上所写《陈古愚文集序》（《玉山文集》卷一）里说：“私叹科举取士，诚不足以尽人才。”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所写《周氏联珠集序》（《玉山文集》卷一）里说：“光绪三十一年，余承乏两江，适直隶总督袁慰庭宫保会商奏请停止科举，特旨允准，使历朝弊政一旦而廓清之，甚盛事也。”《荣哀录》中载有黎元洪的智囊饶汉祥的挽联，上联是“二百载储才，看书生翊赞中兴，始信科名失豪杰”，这个话可以算是对周馥非常恰当的评语了。
我以前写自传，对周馥逊清遗老的思想，渲染过多，而对他在历史上的贡献，谈得很少，这也是几十年来对统治阶级人物进行评价时的一种的倾向。周馥亲笔所写《生日放歌》诗轴，。今讨论尚君关于幕府的著作，因连类及之，纵论如此，亦晋文公重耳所谓“以志吾过，且旌善人”之意云尔，不识尚君以为何如也？
1999年1月19日时年八十有六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本文系作者为《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一书撰写的序文，尚小明著，东方出版社，2018年5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转自 世界古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