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采访500多位精英,发现了“成功综合症”......

作者：杨澜

编辑：小文

我曾经到访一所小学，那里的孩子问我：“杨澜阿姨，我们怎么样才能成功啊？”听到这个问题，我既惊讶又无奈。

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我也想成功，我也想证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寻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后去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

我采访了500多位精英人士，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

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是不是想过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为了“成功”，我们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忽略身边的人，我们能不能停下脚步给他们一个微笑，给他们一个拥抱？

我曾接到一个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萧伯纳曾经说过：“一个理智的人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才会想去改变环境适应自己。但历史是后一种人创造的。”

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张海迪以残障之身刻苦学习，终有成就的故事固然让我敬佩不已！

，当有关领导告诫她应该把烫成大波浪的长发夹起来以符合“英雄模范”的标准形象时，，进入聚光灯中心之前的一瞬间，果断地取下了发夹，让一头秀发瀑布般地披在肩头。

她不要做被造型的英雄，她要做真实的自己。

张海迪

有时出身优裕与出身贫困一样容易让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笼。我们似乎患上了一种叫作“成功综合征”的病。

许多富家子弟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成为某种传承的工具。

在美国，曾经有一种说法，说“股神”巴菲特只会赚钱，不会做父亲。因为他们家的后代看起来似乎远远比不上洛克菲勒家族里的孩子们，那些人都子承父业，在财经界大有作为。

而巴菲特家的三个孩子全都从大学辍学，大儿子霍华德从小喜欢挖掘机，后来成了一个农场主和摄影师，女儿苏茜是一名家庭主妇和两个孩子的母亲，最小的儿子彼得·巴菲特如今是一名小有名气的音乐家。

17岁时，彼得因为父亲的关系进入斯坦福大学念书。大学二年级，一个吉他手的演奏让他陷入了对音乐的狂热与痴迷。

他19岁时做出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当他忐忑不安地寻求父亲的意见时，巴菲特说：“儿子，其实我们俩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的事！”

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传书名就叫《做你自己》，在序言里他说，人生何其短暂，做自己最快乐的事，不要左右于他人的眼光，由自己去定义成功，这样你才能真正地拥抱幸福。

如果每个人能够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一起推动社会变得更开放、更公平、更温暖，这是不是一种更了不起的成功？

在《杨澜访谈录·正青春》节目现场，一名大学生朋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很多年轻人对走出象牙塔后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很迷茫，究竟应该顺应自己的心声，还是随波逐流？”

面对这种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最常碰到的难题，嘉宾李亚鹏用自己20年的经历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年这名标准的理工男因为偶然的机缘进了中央戏剧学院，从第一堂课就因为失去自我而无声落泪，之后虽然收获了名与利，但那种错位感带给他的是20多年的人生迷茫，直到最近才重新找到自己。

有时候，我也会回顾：我这20多年都做了些什么？我发现我最恐慌的时候，是在我20多岁成名时。那时，我好像是一夜成名，获得了很多的专业奖项，所有人都觉得杨澜实在太幸运了，央视主持人这个位置是多少女孩子梦寐以求的啊！

但我当时却有一种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因为我觉得我做的工作没有太多技术含量，我的职位是很容易被人替代的。但凡有女孩子，给她一个麦克风，有人写好了词，她顺畅地把那几句话说出来就行了。

于是，我开始向自己发问：“20年以后我还敢说我能够拥有这只话筒吗？20年以后我还能为我的职业感到充实和骄傲吗？”

当时的我不能够给自己肯定的回答，于是我决定放下这一切，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去留学充实自己，去明确自己的职业追求。等到我再回来的时候，我仍然选择了媒体这个行业。

不一样的是，我确定了：这就是我自己想要也有能力去走的路。因此，如果非要给成功一个回答，我要说：“先问醒你自己，然后勇敢地做自己吧。”

从美国学习回来以后，1998年我加入了凤凰卫视，当时香港电台有一套纪录片给我的影响很深，叫《杰出华人系列》。这个系列是以纪录片的方式寻访了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杰出的华人，从李嘉诚到贝聿铭等等。

我当时就觉得应该把优秀的华人所做出的杰出的成就通过访谈的形式记录下来。所以在最初的两年，基本上谁成功我就采访谁，而采访的内容不过就是讲你怎么成功的，是因为刻苦、坚持，还是因为有伯乐等等，讲的是一个个成功者的故事。

直到1999年我采访华裔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观念才发生了转变。那是个初春的雨天，天气很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安详宁静，小松鼠上窜下跳地觅食嬉戏。

崔琦是沉静的，毫无喜形于色的神情，甚至还有一点害羞，一再为已经生疏的中文抱歉。我试图进入他的人生经历，他告诉我他出生在河南宝丰县，乳名叫“驴娃儿”，直到10岁也没有出过自己的村子，每天帮助父亲做农活养猪放羊。

12岁的时候，他的姐姐介绍一个机会可以让他到香港的教会学校去读书。他的父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民，觉得家里就那么一个儿子，已经到了帮着干农活的时候，不愿意放儿子走。但他的母亲对儿子有更高的期待，坚持要把儿子送出去念书。

小崔琦舍不得离开家，母亲就安慰他说，下次麦收的时候你就可以回来了。然后把家里剩下的一点粮食给他做了几个馍装在小包袱里。这样小崔琦就跟着亲戚远走他乡，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到了香港。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他的父母就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了。

我问崔琦：“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等等。但是他却说：“其实我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如果我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家里有一个儿子毕竟不一样，也许他们不至于饿死吧。”

我听了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诺贝尔奖也好，科学的成就也好，社会的承认也好，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失去和永远的心痛。

而如果我做节目还停留在讲述人们的所谓成功故事的话，我们也失去了对人性更深层的了解和体会，最终归于浅薄。所以，是不是能够让一次访谈带有更多人性的温暖，就成为我和团队有意识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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