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家走进精英大学的年轻人:“懂事”及其命运

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针对中产阶级和贫困工人阶级家庭子弟与钱有关的不同体验，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曾进行过有趣的论述:“(对于中产阶级子弟而言)钱，永远存在却绝不提及......在工人阶级和贫困的白人和黑人家庭中，事情正好相反。对经济问题的讨论不仅很公开化而且还经常出现，孩子们都很清楚家长能付得起什么，不能付得起什么”[1]。这一发现非常富有洞察力。在社会底层，生产和生活高度统合。孩子们不仅清楚生计的重要性与父母的辛劳，也很早感受到自身在此所应肩负的道德责任。正如俗语所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而对于这样一些“早当家”的孩子，人们就常常用“懂事”来褒奖。可以说，“懂事”是社会底层家庭常见的一种教育期待，也是孩子们的一种自然应对。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懂事”被解释为“了解别人的意图或一般事理”[2]。人们往往注意到了“懂事”这一日常观念内隐的积极意象，却很少关注伴随“懂事”背后多重的意义领域与互动实践。说到底，“懂事”这一话语实践诞生于特定的社会土壤和关系结构，其背后有一个隐匿着的、不断发展和衍变的意义世界。本文试图以一群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取得高学业成就(进入精英大学—在本文中进入精英大学即意味着取得高学业成就。这里的精英大学包括“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以及海外知名大学)的农家子弟的成长叙事为分析文本，寻找蛛丝马迹，探寻“懂事”这一看似寻常的观念所隐含的复杂性。

1.自传社会学

在后现代思想的浪潮中，在社会学领域出现了诸多“转向”，其中传记取向(the biographical turn)就是其中一种[3]。托马斯(WilliamI.Thomas)与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在1918—1920年间出版的经典名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The Polishpeasantin Europeand America)，被公认为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传记研究著作。书中收集了数百封波兰移民的书信以及大量的移民日记和回忆录。托马斯与兹纳涅茨基认为“个人生活记录(越完整越好)，是社会学完美的研究材料”[4]。此后，传记因其对研究对象主体性的彰显，文本的生动、多元和丰富，受到诸多研究者的推崇。当然，书写主体的差异决定了传记的性质。在尚茨(Jeffrey Shantz)看来，传记社会学意味着“多种多样的研究和写作路径的开放性，包括传记(biography)、自传(autobiography)、自我民族志(auto ethnography)等等”[5]。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Merton)率先提出了社会学自传(socialogical autobiography)的概念，认为“自传作者能够以他人所不能的方式反省和回顾自我”[6]。自传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已经被用于研究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社会中下层子弟。杰克·赖安(Jake Ryan)和查尔斯·夏克瑞(Charles Sackrey)在《天堂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Paradise)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发起邀请信的方式，从已经成为学术圈成员、有工人阶级背景的学者中，最终挑选了24个中产阶级白人的自传进行研究[7]。在这类研究里，自传社会学既是一种收集材料的方法，也是一种分析材料的方法。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课程作业的方式收集了11篇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的自传(自2011年起，康永久教授基于对学生的好奇、自己的教学及研究需要在自己教授的课程之初为本科一年级学生布置了一项“作业”，要求他们写自己的教育自传，而后整理为包含46篇教育自传的书稿《成长的密码:90后大学生教育自传》。这11篇农家子弟自传均来自于此)。同时，用邀请信的方式邀请身处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用“自传”的方式进行自我书写。在此种努力之下，最终成功地收集到了9篇农家子弟的自传(2016年12月，在一个学生社团组织的寒假返乡调研的培训会上，我们向在场约40名在校的本科生—也有少量研究生—发出邀请信。前后共有14名农村背景的同学表示有兴趣用自传的方式书写自己的成长经历。最终共收集10篇自传，其中9篇自传被纳入分析。有一篇只有1000字左右，对成长经历的叙述过于粗略，故没有纳入分析)。此外，还通过邀请部分访谈对象撰写自传的方式收集到3篇自传。这样，共收集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所撰写的自传23篇。自传的来源及编码方式如下所示:

2.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在学界也被称为半结构式访谈，其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你和你的被访者的共同产物”以及“深入事实内部”[8]。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访谈问题的开放性，可以随时调整问题和回应，不断地逼近被访者对自己行动的意义理解，帮助研究者解释性理解社会行动者的意义世界。自2015年10月至2016年12月，笔者陆续对8位农家子弟进行了深度访谈，每人至少访谈一次，最多的有4次，每次访谈时长为1~2小时。同时，我们通过两项课题对身处精英大学的12位农家子弟进行了访谈(感谢当时的课题组成员吕雨欣、杨瑶、杨扬、许金星、史薇、黄慧真、沈子仪、汪子津、李婷婷、王智颖、张耀文等同学的付出)。20位访谈对象简介如下:

在读中学的时候，父母基本都是在邯郸市摆摊卖菜，一年到头很少回家。爷爷奶奶搬到我家，周末都是跟我们在一起。仔细想想，我也算是名副其实的留守儿童了。父母之前一直是在家务农，并没有做生意的经验，也没有做生意的能力。所以，他们在外卖菜很辛苦，但是并没有挣太多钱。我放暑假和寒假的时候，会到他们卖菜的地方住。早上天还未亮时，就骑着电动三轮去比较远的地方批发菜，夜幕降临时才回到家。哥哥嫂子也在卖菜，并且跟着父母一起住。所以，父母挣的微薄收入还要顾着一家子的吃喝，很难再给我拿出生活费了。姐姐在一个饭店打工，每个月有200元的工资，她会拿出100元，寄给我当生活费。在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放寒假去了父母那里。一天母亲拉着三轮走街串巷地去卖，晚上回来后对我和姐姐发了很大脾气。当时，我心里还不服气，还跟母亲辩论了几句。后来听姐姐说，那天下午母亲只卖了三块钱的菜。心里顿时被击打了一下，既心疼母亲，又后悔自己对她的不理解。现在每每回想起来，心里都是酸楚的。(D-M-23)

高中那时候不太懂事，有一次好像在吃饭的时候，那是晚上吃饭，有一个菜可能是昨天剩的，但是那个时候天气应该还好，不是夏天，但是我就觉得那个菜不能吃了，我爸就说能吃，他说你不吃我可以吃，他就要吃，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想把那个菜端走，然后扔掉。当时好像我那个堂哥也在家，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好像就说我爸，好像我跟我堂哥说，就算菜有毒他都会吃，就这个意思。当时特别不理解，然后我堂哥好像还批评我了，因为他比我大很多，比我懂事多了。(A-M-5)

现在来看，开始觉得自己懂事是带着弟弟妹妹以后。就是真正地、不是偶尔一次地、长期性地开始为别人考虑问题了，开始关心别人。最初关心的人肯定是自己的家人。开始关心别人，惦念别人，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懂事了。我四五年级还是初一的时候，发现自己懂事了。四年级那一年，我几乎把所有农活全部干了一遍。在我那个年纪的，像我一样干过那么多农活的，我身边几乎没有。手上都是茧，脚上都是泡，下了雨也还去地里干活，我印象非常深刻，现在都能记得那个画面。当时觉得辛苦，但是觉得，好像明白点什么东西。你会突然有一天，自觉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了。(A-M-10)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从社会关系上说感情是具有破坏和创造作用的。感情的激动改变了原有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如果要维持着固定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其实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亚普罗(阿波罗)式的，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因为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化，作为生命的主脉。因此“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两性间的矜持和保留，不肯像西洋人一般在表面上流露”[11]。不仅是两性之间，乡土社会中父母和子女间的情感也总是持保留态度和向内收缩的。在访谈中有农家子弟这样谈及他们与父母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对和父母间较为亲密举动的态度:

而对于中产阶层家庭来说，亲密、轻松的亲子关系始终是其教养方式的核心要素，包括“随时来个拥抱”“常说我爱你”“每天与孩子共度一段时光”“专注倾听，平等交流”“不为爱预设条件”“在孩子需要时尽力陪在他身边”“寻找和孩子的共同语言”(笔者因偶然机会进入一所城市重点高中的家长微信群，这里的引用均来自此微信群中一位妈妈所发的一段“改善亲子关系的方法”)。很明显，“每天与孩子共度一段时光”，亲密接触、拥抱、陪伴都仰赖父母是有“工作”的。有工作意味着“有固定工资，不是靠天吃饭，没有繁重的体力活”，因而有“下班”的时候和专门的用以陪伴孩子的闲暇时间和心情。而农家父母是要“劳动”的，劳动意味着“不能旱涝保收，必须看收成”“靠力气吃饭，有干不完的脏活累活，没有公共保障”[12]。不同的教养方式为“儿童及以后的承认提供了一种感知，让他们感觉到什么对于自己是舒服自然的”[13]。中产阶级式的与孩子之间亲密而轻松的亲子关系在农村家庭不仅难以实现，而且即便实现，对于农家子弟和他们的父母来说也是不自然的。

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曾区分了两种家庭类型与相应的交流结构，一种是个人中心型家庭，一种是地位型家庭。在个人中心型家庭中，成员的内心世界通过交流结构而可感知，言语是实行控制的主要媒介。而在地位型家庭中，儿童得到的是强烈的社会身份感[14]。相较于城市中上阶层家庭，农家子弟显然身处于地位型家庭。他们身处的文化情境和家庭关系结构决定了他们需要独立、自主、懂事。但当一个农家子弟懂事了，他也就内化了一种道德律令，便很难再接受自己不懂事，也会因为自己不懂事，或者事后觉得自己不懂事而感到愧疚。懂事框定了他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又压抑了他们在家庭中的情感表达，这些情感往往缺乏出口。

另一位我最该感谢的人是我的母亲。她是一位没有进过学校校门的农村妇女，却集中了传统中亲的几乎所有优点。假如我身上还有一些勤奋、简朴、坚忍的气质的话，无疑都是来自于她的影响。如果不是她苦心经营着家庭，恐怕我初中毕业时便离开了学校教育体系，存在这世界上的可能就是一个在生产车间劳作或在田间劳动的我了。可惜的是，我总是无心于名利，可能永远也不能在物质上给予她丰厚的回报。此处的几行她永远也不能认识的字，就当作我自己的赎罪与忏悔之举吧[16]。

对于农家子弟而言，取得高学业成就虽然契合了父母的愿望，但也与此同时与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文化相疏远，背离了自己父母的生活方式。作为家庭甚至家族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的大学生活是为了“不成为他的母亲、他的姑妈、他的父亲”[21]。在漫长求学旅程中，家庭命运共同体也在累积着裂缝，另外一种感情在悄然生长。随着子女离家，步入大学，农家父母对子女的支持也就越来越力不从心。相比于中上阶层父母对其子女经济、专业知识以及人生决定的全方位支持，农家父母不可能和子女谈专业知识，也不懂得他们的孩子究竟在面对什么样的世界，只能坦承“爸爸也帮不了你了”(A-F-4)，让子女自己来拿主意。而子女也清楚知道“父母帮不了自己”(A-M-20)。相比于城市中产阶级家长事无巨细的指导，农家的父母们也容易显得对子女“漠不关心”。这很容易使得农家子弟产生自己的父母不够关爱自己的感受，心生怨念。

初二期末成绩不错，于是，就有县城一中的老师想让我转去县城，我父母让我自己选择。我很犹豫，最后，我没去，我给自己的理由是我舍不得我的朋友、我的老师们。中考后，有机会去我们市最好的高中(基本就是高考工厂那种类型)，暑假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就回来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坚强，但那一个星期，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我都不敢接父母的电话，因为一听到他们的声音，我的泪水就止不住。在那里，我也见识到了，自己和城里的孩子差距到底有多大。(D-F-16)

被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常常忽略的是，父母很多时候也不愿影响他们，几乎同样的“报喜不报忧”。双向的“报喜不报忧”，带来的是关系的疏离，是不相交的爱。在访谈中，A-F-4就谈到自己“既感谢家庭文化中那种坚韧不拔的特点又有时候受困于其粗糙和无序”。农家子弟对家庭的感恩和愧疚、无法言说的爱恨就这样复杂地交织在了一起，甚至催生出多重的羞耻感[22]。

尽管在这类农家子弟的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情感往往是被压抑的，在某些时刻，这些情感还是会急剧爆发出来。在访谈中，A-M-5这样说道:

一次假期，我回到家，那次我妈过来帮我收拾行李。突然我妈妈就跟我说，你看现在妈妈老了，反正就是说着说着就哭了，反正就说也帮不了我什么了。然后当时我也哭了，当时真的是，那时候我就跟我妈妈抱了一下。这个太难得了。从我上初中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抱完了之后就哭得更厉害了，我就觉得其实那种情感是一直在心里的，只是不能表达。

命运共同体的缝隙既在不断生产，也在不断弥合。因为懂事，农家子弟很早就认识到父母的辛劳，激发出自己学习的动力，取得高学业成就。但父母和子女都要为此付出代价。在求学的路途中，他们的懂事并不是真的洞穿了自己与家人关系的真相，而是求学的艰苦逼迫他们关上了与父母充分交流的窗户，单方面从自己的角度做出了选择。但在亲密关系中，爱和恨都需要表达，不满也需要表达，不表达的结果就是心生芥蒂的疏离。当他们最终意识到这种交流的障碍时，重新建立亲密关系变得异常艰难，既难以恢复曾经亲密的互动模式，也很难实践典型的中产阶层式的亲子关系。

叶赛宁在此描绘的是一个青春少年内心所发生着的波澜壮阔的变化，无忧无虑的青春就此远去，莫名的感伤，焦虑、压力萦绕心间。对于这些农家子弟而言，他们从懂事的那一刻起真正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困窘和自己肩上的责任，再也不是天真的、无忧无虑的青春少年，而是耳濡目染于家庭经济上的窘境，也在不断地试图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处境。在这个意义上，懂事与将学业看作是道德事务而非个人事务的“道德化思维”是相通的[23]。对于这些有志于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而言，承担家庭责任的方式就是努力学习。出生在台湾偏远乡村的作家吴念真曾这样回忆起自己父亲奖励自己一支钢笔的故事。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爸爸今天买了一支俾斯麦的钢笔给我，奖励我考上初中。这支钢笔很贵，爸爸可能要做好几天的工。他的心意和这支笔我都要永远珍惜......”[2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底层子女由此看到了一个道德世界，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当一个孩子懂事了，他就具有了一种共同体和利他的意识，整个世界也更有可能因这种懂事与他产生新的关联。

说到底，这些农家子弟的“懂事”是与“不懂事”交织的。他们疼惜、体恤父母的辛劳，却选择了一条漫长的求学之路，这就意味着可能的回馈还在遥远而不可知的未来。“疼惜”和“回馈”就这样成了一个矛盾体，编织着他们与家人的关系结构。如果农家子弟选择及时回馈，那么他们就会放弃学业，及早进入社会，自食其力，为父母分忧，成为“做事的料”、“做工的料”。唯有“疼惜”和“回馈”无法两全，唯有“不懂事”，他们才能走上这样一条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人生道路，成为“读书的料”[25]。正因为这样，身处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和父母之间很容易形成爱怨交织的关系结构，渴望靠近却又互相疏离，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关系模式就此失去了重建的空间和可能。一位农家子弟在访谈中说:“不是说都报喜不报忧嘛，有的时候我还会选择性地报一些忧，就是让她忧虑你一些东西，这样我感觉还更近了。”(A-M-2)

在“选择性地报一些忧”之外，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也不会安于疏离，而是在创造性地探索新的沟通方式，试图重建亲密关系。

我和别人走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习惯主动去拉别人的手。除非是已经相处了很久，特别亲近的人。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女生之间也会说亲爱的什么之类的。这在我之前的经验里面没有过的，我甚至觉得不知道怎么去开这个口，叫一声亲爱的对于我来说是特别特别难的，现在叫“亲”还好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之前的在我家庭里面是没有的。那种爱的表达是很不一样的。现在我回到家和我妈妈、我奶奶说话的时候，我会主动地去搭她们的肩或者拉他们的手，但要现在这样牵手，还是觉得很别扭。我奶奶的话还好，我妈的话......因为就这样搭一下嘛。[源自2015年3月一次读书会上一位农村背景的女博士生雪痕(化名)的个人分享。此处引用已征得同意]

听师姐说，她不想回家。她每次都等到腊月二十九，也不想回家。她总说爸妈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总说她，你现在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你用一种资产阶级的那种情调去看待你的劳工家庭，我说你不能这么去做，你要理解他们。但是她就是......她现在工作了，还是不想回家。她就是特别、特别逃离那个家庭。......上了大学之后，我还是会有意识地改变家里面的那种方式。晚上大家一起吃完饭，我会跟我妈说:妈你先把手上的东西放下，一块喝喝水、聊聊天什么的。然后我妈就把碗筷放那了，以至于养成了她每天不收拾碗筷，第二天早上收拾的习惯。[源自2015年3月一次读书会上一位农村背景的女博士生心莹(化名)的个人分享。此处引用已征得同意]

可见，家庭不光是关系场，也是一个道德场，更是一个充盈着情感的地方。当我们每一个人说到家的时候，都有那么多未抒发的情感，内心有那么多柔软的地方，想哭或者很激烈的情感表达。作为一个亲密关系共同体，如果家庭不是温暖的，不是关爱的，我们会觉得羞耻，觉得羞愧，觉得无奈，觉得无能，觉得很恨。这些感受是我们每一个人难以启齿却又无可回避的。记得在访谈结束之后的一次聊天中，A-F-1跟我说，自己对爸妈“从来都只是小小的抱怨，没有恨”。看到整理后的录音文字稿后，她说看到自己的故事变成文字有点奇怪，觉得自己的过去“好可怜”，但最后一次访谈分别时她又说“过去的我都不在意”。历经时间冲刷，再多的怨，即使是恨，在今天都已消散于时间长河之中。布尔迪厄曾这样说道:在我看来，怨恨是人类苦难的最深重普遍的形式;它是支配者强加在被支配者身上的最糟糕不过的东西(也许在任何社会世界中，支配者的主要特权就是在结构上免于陷入怨恨之中)[26]。

农家子弟对父母爱怨交织的复杂情感归根到底与他们身处社会底层的地位有关，这也是权力结构在其身心印刻下的痕迹。但不管农家子弟对家的感情有多么复杂，爱多么难以表达，怨如何难以言明，家庭永远是他们世界的支点。正如美国哲学家桑塔耶亚(George Santayana)所说的那样，“谁忘记过去，谁就注定要再一次承受这一过去”[27]。没有家作为支撑，他们很容易感觉到背叛了自己的历史，失去了过往，也就难以真正拥抱未来。詹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在《守望灯塔》中写道:“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应该说出来......生命是时间中的一个停顿。......不要等。不要在以后讲这个故事”[28]。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和家庭的疏离也并非不可逾越，情感的障碍可能形成于一瞬，也可能消散于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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