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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一二到一九四九，民国的这三十七年，风雨飘摇、战祸不断，却也大师辈出。
一方面，大师们学问超绝而又经常狷介不羁。但大时代风起云涌，他们的个人志业又难以避免地与整个时代紧密相连，道义与学问相互砥砺，人生随国家命运沉浮，又成就了民国大师们的「另一面」。
台湾的《仙人掌杂志》就在七十年代评价说其中一位民国大师，「慎重的选择了自己的路，向时代做出了贡献，对后代献出了宝贵的经验」。
这位大师，就是曾经的北大校长蒋梦麟。
01.
昆明的冬日不似北平，寒冬腊月里也有和煦微风。自从1938年校舍迁到昆明之后，跑警报这么有生气的运动，。
每到这个时候，蒋梦麟也和大家一样窝在防空洞里，耳边是长鸣警报，洞外是炸弹横飞，心里却在为他自己的前半生——近半个世纪与家国兴衰交织着的一幕幕——立传。
八年前，留美归来的教育学博士蒋梦麟正式接任北大校长，时年仅34岁。他主张「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的理念，。让北大在国家危难、几近覆巢之下，教学和科研水准还能稳步上升。
那也是蒋梦麟人生事业的高峰，不过，还不是他最「风流」的时刻。
风流正在此时：，他写下了自己前半生的自传——《西潮》。
，整天练书法，很多人都说这个人不务正业，整天就是吟风弄月，不理校务。」
▲《西潮》
作者：蒋梦麟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16年
他练书法，写自传，看上去不务正业，自顾风流，。然而，这样的「风流」，虽与他先前的治校风格相比十分反常，却恰恰透出这位大教育家的高明。
「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校来到云南之后，人事关系极其复杂，有很多利益冲突。蒋梦麟知道，如果他作为北大代表插手太多，势必会导致其他两校的猜忌和冲突，，所以干脆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将繁重的校务工作交给清华的梅贻琦......这个就是大家没有看到这个蒋梦麟高明之处。」
他不当校长，不管校务，表面上自得其乐，其实却是顾全大局的某种「隐忍」。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联合体，它比较复杂，大家能够相安无事，能够在大局上保持一致，团结合作，才创造了所谓的战时高等教育的一个奇迹。」
这「隐忍」造就了人类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却也让蒋梦麟在北大校内背负了骂名。他最终遭到弹劾，主动辞职，彻底离开了他奉献半生的教育事业。
不过，无论是表面的「风流」还是另一面的「隐忍」，蒋梦麟作为教育家的一生，大概都不会有遗憾。
「他的梦是破碎的，却也是完整的。他大概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他的一生都在为教育事业做贡献。他看到了北大和中国教育从凋敝弱小到逐渐完整的创造过程。」
蒋梦麟的一生都投身于教育事业，最后却戛然而止，表面上留有遗憾，但另一面，就像《西潮》书中的比喻，他像「蜣螂」一样，虽然不断失败，但依然恒心不灭，反反复复的推动达成自己理想往上推，从不气馁，他的志向和努力是没有遗憾的。
02.
蒋梦麟的「隐忍」，来自他明白的一个道理：抗战时期，不可「内战」。可看得清大局道理的人实在太少，不光蒋梦麟被逼退，最终另一位更为著名的北大校长——胡适也被逼退。
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首开风气之人，胡适曾风靡九州大地，当时的青年多「以适之为大帝」，多「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他的大师风度，即便是在他离开大陆、流落美国的最落魄时期成书的《胡适口述自传》中，也不难见。
▲《胡适口述自传》
作者：胡适 口述
译者：[美] 唐德刚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09年
这本书有个简易读法，就是只读胡适口述的部分：他多年的演讲经验、良好的学术训练让口述部分思路清晰、表达生动。更妙的是，胡适还讲了不少自己年轻时的狂傲故事。
比如书里讲到，胡适在做庚款留学生时，每个月都能收到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寄来的支票。支票的信封里总会夹一张由主办书记私下寄来的传单，宣传「废除汉字，改用字母」！胡适认为这位给他寄钱的书记不懂汉字，竟然愚蠢到认为汉字应该废除，于是回敬了一句「你最好闭起鸟嘴」！
拿人钱财，竟还如此不客气、不合作，大师的狷狂由此可见端倪。
而这本书的另一层妙处，却不是这种简易读法能读到的，因为那是书的另一面——唐德刚给口述内容所加的批注。
「整个书大概是有15万字，唐德刚的批注占了有七成，后来有这种说法就是「三分胡说，七分唐注」，这个说法非常到位......唐德刚的批注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第一方面内容是胡适自述内容的考证或者材料的补正，另一部分是唐德刚的感慨和评价。」
这其中，对自述内容的考证，大概占了「七成」中的四成。
「比方说，在第四章当中，胡适讲自己到美国来以后缺钱，他还要弄点钱去接济母亲，所以他生活比较困窘......唐德刚查出来当时学杂费是一笔，每月生活费是80美元......他又把美国那个年代的美金的购买力和1978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的购买力作了比较，他说当年胡适80美元的生活费，相当于1978年的800美元......他接着又做了个什么比较......当时1美元等于2.5元中国银元，胡适的同乡张恨水那时候在国内一个报馆做编辑，每个月的工资是6块钱，养家糊口还是可以的。」
胡适只说了一句「生活困窘」，唐德刚就写了一千多字的注释，不光考证比较出了中美两国的经济差距，其实还写出了胡适的「另一面」：嘴上虽然说「生活困窘」，但其实也是有钱人的生活困窘，胡适先生，实在是个有钱人家的大少爷。
唐德刚不光说胡适是富家少爷，还认为胡适成名太早，「少年翰苑，中年大使，晚年院长，飞来飞去宰相家」，生活经验极其单纯，对民间疾苦所知甚少，，也都挠不到痒处。
唐德刚的批注，写出了胡适的另一面，也写出了他对于胡适「不为尊者讳」的批评。冰冷的考证和火辣辣的批评交织在一起，这样的《胡适口述自传》犹如一曲「冰与火之歌」。
「我们中国人总说历史是冷冰冰的，是不能带有感情色彩的，唐德刚也相信历史是冷冰冰的，比方说它在唐注中的考证性内容都是冷冰冰的，那就是说一不二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构的东西，但是另一部分，就是纯主观的东西了。」
正是因为唐德刚在书里写了这么多自己主观的批评，才创造了新的史学体裁——口述历史。
「这种纯主观东西居然可以放在胡适纯客观的口述当中，这也算是历史的新的写法......历史居然可以这么写。」
到今天，口述历史已经成了大热门，无数作者、机构趋之若鹜，却未见得有谁能赶得上唐德刚。
「那么我们现在「口述历史」这个词比较热，但它其实是被用烂了，基本上就是别人讲什么我就照录什么，很少人想再遵从唐德刚这种作口述历史的方式......这种口述历史与唐德刚做的《胡适口述自传》相差太远了。」
而这样的学术创造，或许很难只是唐德刚一个人的功劳。
「唐德刚和胡适之间一唱一和，平平静静的对谈，平平静静的钩沉往事，我想他们之间肯定有一个分工，没有这个分工，以唐德刚这种后生之辈的人，他怎么敢说出如此大话，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揣测，未必正确。」
不用揣测的却是，面对年轻人唐德刚的直言批评，那个敢当面骂蒋总统，已经去国怀乡、真的生活困窘的老胡适，却「不禁莞尔称是」。
大师风范，跃然纸上。
03.
1949之前，跟胡适一起离开北京的，还有另一位民国大师陈寅恪。但陈寅恪不愿离开大陆，结果就受到了另一种批评，。
陈寅恪一生「为学术而学术」，不跟日本人合作，，即便1949之后生命最后的二十年，依然坚持不跟任何人合作，这就是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从没当过蒋梦麟那样的校长，，他一生令人惊羡的学术，都只凝结在屈指可数的著述里。他也用一生，坚守了独立自由的学术品性。所谓知行合一，恐怕莫过于此。
生前纯粹得没有另一面的陈寅恪，却在去世二十多年之后，又被时代的另一面唤醒，也造就了他自己的另一面。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作者：陆键东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1995年
蒋梦麟的另一面是自己写在书里的，胡适的另一面是被别人写在书里的，而陈寅恪的另一面，却在书外、在书的「社会背景」里。
「《陈寅恪的最后20年》是1995年出版的，当年出版这本书以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成为了一个精神文化事件，当年我就很关注这本书，当时我就有感觉这本书火的背后是有社会背景支撑的。」
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当生活和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
「为什么这本书会火？这要从八十年代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两个时代，八十年代是大师辈出，但是没有一个被称之为大师的人的时代，而九十年代是大师衰落，只有像陈寅恪这样被称为大师的人才能唤起人们对大师的敬仰的时代。」
八十年代，是大师尚存，却不为人知的时代。
「八十年代是非常欣欣向荣的时代......那时我们的高校和历史上的二三十年代很像，跟陈寅恪齐名的大师们都出来在社会上活动，，季羡林也搞了一个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再比如金克木等等......但是那时候的报纸没有一个人称他们为大师。」
九十年代却完全变了样：全民向钱看。
「90年代以后，文化趋向衰落，并且衰落得非常厉害......九二南巡以后，整个社会趋于流俗......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卖茶叶蛋的新闻，北京的报纸能连续报好几天，把教授卖茶叶蛋作为一种可以弘扬的社会风气......整个社会处于流俗。」
《陈寅恪的最后20年》是被时代的另一面所需要，才出现的。陈寅恪也因此「复活」。
「《陈寅恪的最后20年》出版以后，突然让国人意识到我们需要一种大师的形象来拯救社会的流俗。所以这本书除了文笔和人物传传主是著名学者这些因素外，它能火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当时我们的社会在呼唤大师来证明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完全归于流俗。」
大师远去，时代归于流俗，可越是归于流俗，时代的另一面越是召唤大师。
可惜，在这混乱的召唤之下，人们对大师的光芒失去了审视。九十年代后期，有大师名号却无大师学问与精神的所谓「国学大师」扎堆出现，又过了很久，才有人看清这些冒牌货只是社会的流俗——商业化包装的产物。
而陈寅恪这位真正的民国大师，先被时代遗弃，又被时代的另一面复活。此时的他，肉身虽已故去，但独立自由的精神却终成不朽。
04.
其实，真正读懂陈寅恪作品的人，并不多。八十年代出版的《陈寅恪文集》，少人问津。即便九十年代，关心他到底研究什么的人也很少。再往后，很多人甚至是从其他那些所谓的「国学大师」的书里，才第一次看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唐德刚对胡适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虽然考证已经费尽心力，却经常是只有「了解」而没有「理解」。比如他批评严守杜威哲学方法论的胡适在研究方向上没有紧跟杜威，说「正当杜威之学走向一个新阶段之时，他的东方第一大弟子胡适却大开其倒车」，这显然失于武断了。
，他们只看得见蒋梦麟的「风流」，却不明白校长对于时局世事的洞见。
三位民国大师，命运各有不同，却有相同一点：无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还是现在，他们都经常不被理解。
也许，要真正读懂他们，不止要理解他们的表面，还要理解他们的「另一面」：蒋梦麟的「隐忍」，；胡适愿意接受「批评」，才有了创造出「口述历史」的唐德刚；陈寅恪受尽苦难却能坚守学人底线，才能重新昭启后辈求知者，「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风流云散，江河万古。
回首来看，民国当然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民国大师们的精神面貌、风流气节，即使历史的老相片已经发黄，仍可望之灿然。
「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的时代早已不再，我们是否还能容下有魄力、有担当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毕生宣扬自由主义的胡适，或是独立纯粹的学人陈寅恪？以及，是否还容得下他们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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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内长句的引文部分，未交代出处的，都引自王学斌、徐庆全老师在明白APP上导读《西潮》、《胡适口述自传》和《陈寅恪的最后20年》时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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